继母情深 二十六 扫地出门

    二十六　扫地出门

    土改没收地主的土地、房产、农具、家具，就连好一点的日用品、衣服、被褥也在没收之列。有的地方残酷斗争打死打伤很多人。

    记得四八年冬季，一天晚上我们都睡觉了，忽然听到嘭嘭的敲门声，开门后进来七八个人，左臂上戴着白袖标，袖标上写有农会民兵的字样。他门将大人孩子撵到院子里，从屋里拣了几条旧被子几件旧衣服扔到院子里，他们在屋里翻检一番后，把所有的房门锁上，贴上封条，只留下厨房没封。然后扔下一句话：“你们扫地出门了。”

    大冬天一家人蜷缩在院子一个角落，身上盖着旧被子，大人们惊慌失措，一夜未眠。孩子们又冷又怕，大气不敢出。我浑身瑟瑟发抖，睁大眼睛看着天上稀疏的寒星，心里默默地问星星：“人之初，性本善吗？怎么不讲讲道理呀？前些天喇叭里还宣传李家德高望重，是大家学习的榜样，现在犯什么罪被扫地出门呢？”幼小的心灵里充满善与恶的疑问。

    熬到天明，母亲出门听说所有划成地主的家户都在一夜之间被扫地出门了。过了几天农会指使我们住到被飞机炸塌一间房子一面院墙的破院里。农会开始传唤审讯地主家主事的人。被叫去的人放回时个个被打得遍体鳞伤，一瘸一拐，有的是爬回家的。嫂子劝母亲到农村亲戚家躲一躲，母亲看到被打人的惨状，心里着实害怕。

    母亲的姥姥家离城里三十多里地，二舅三舅在贫农协会，几个舅舅都十分疼爱她，住在那儿保险稳妥。在嫂子催促下，母亲拿一个小包袱，哥哥拉着我趁夜色赶往农村，一路上我走一会儿，哥哥背我一会儿。凌晨两三点的时候离老舅家还有十来里地，母亲说：“铭，你现在赶快回家，一路紧赶，天亮时能回到城里。千万别让人注意上了。”哥哥说：“荒郊野外没有人烟，黑天半夜我不把你们送到村口怎么能放心呢？”母亲说：“天亮时你回不到家，被人发现是要被抓被打的呀！我们慢慢走，天亮时能到村里。”哥哥说：“天这么黑，我不放心。”母亲催促哥哥赶快往回返，哥哥还在迟疑，母亲说：“你如果不往回走，我就不往前走了。”哥哥拗不过母亲，只得往回赶。当时我七岁，第一次在漆黑的夜里走这么长的路，实在又累又怕。看不清路，母亲拉着我凭着感觉在土路上磕磕绊绊走着。一路上我竖着耳朵，努力辨别旷野中的声音。偶尔有风吹草动，心就提到嗓子眼儿一样。害怕有野兽出没，害怕突然窜出歹人。求生的本能使我们不顾一切拼命往前赶。

    天蒙蒙亮时我们到了老舅家。老舅对我们很亲热，照顾周到，街坊四邻也都热情友善，村里民风淳朴。半个月之后的一天，老舅的儿子到城里为他媳妇买药，碰见哥哥搀着嫂子从医院出来，说嫂子患贫血症，在家突然晕倒两次，并嘱咐他不要告诉我母亲。回村后他告诉老舅见到我哥哥的事。被母亲听见了，她想：“儿媳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担负着繁重的家务劳动，饭食尽让孩子和小姑。她不容易呀，她病倒可不行！”于是她不顾老舅的劝阻，要回家。

    吃完晚饭趁着夜幕的掩护，老舅推着木轮小车，车上放着小米、玉米面、南瓜、花生、红薯、大蒜。我也坐在车上，三十多里地我觉得漫长。四野寂静，只有木轮车发出吱扭吱扭的声音和刷刷的脚步声。一路紧赶慢赶五更天到了城里家中　。老舅对我母亲、哥嫂、姐姐们安慰几句，连口水也没喝，怕人看见赶快就返回去了。他送给的粮食、蔬菜、水果，我们都很稀罕，真是雪中送炭，母亲让嫂子卧床休息，她包揽全部家务，姐姐们帮着看孩子。调养一段时间后，嫂子的病慢慢好转。

    二十七　生死母子

    农会中有人为了多分财物，于是又掀起斗地主高潮。让地主分子戴上白纸糊的高帽子排着队游街，押着他们，让他们一边走一边敲着手里的破铜锣，破脸盆。不时有民兵喊口号：“打倒地主！没收地主一切财产！分给穷人！”我们家几代人和睦乡里，从世代书香到新政权树立的楷模，幸免被揪去游街。

    农会想从地主身上榨出钱财，斗争越来越残酷。关帝庙是农会所在地。常常提审富农地主乡绅，威逼吊打，被打的人有受刑不过的，就胡乱指房上地下藏着什么什么。于是民兵到他们家挖地三尺，寻找金银财宝，掘地的人往往累得呼哧乱喘一身臭汗却空手而归，于是屈打成招的人，又遭到更残忍的吊打。

    有一天晚饭后一个外号叫麻杆的民兵来到我家对哥哥说：“到农会走一趟。”一刹那母亲和嫂子的心都悬了起来。我们眼巴巴等了两个小时不见哥哥回来，母亲实在不放心，一溜小跑到关帝庙(农会所在地)。

    关帝庙年久失修，泥塑神像已经斑斑剥剥，庙前不知道曾经是谁家的场院，有一间马棚，棚子里有两个破凳子，一条长凳，墙上挂着鞭子，地上扔着两根木棒，房梁上吊挂着一个绳索。场院另有一间土房，土房里灯光昏暗，一张桌子上胡乱地放着吃剩的馒头、窝头、纸、笔、壶、几个碗。

    母亲一走进大门就看见哥哥躺在院子里，她急匆匆扑到他的身边，看到他的脸痛苦地扭曲着，**着，裤子破了，腿上流着血。一条腿不能动。母亲呼唤着哥哥的名字，扶他坐起来。麻杆和另外两个民兵从屋里走出来，母亲央求他们放哥哥回家。麻杆恶狠狠地说：“交不出内财别想让放人。”母亲说：“家里我主事，有什么事问我，我留在这儿，把我儿子放回去。”哥哥一改往日的恭敬，生硬地对母亲说：“你知道什么！少罗嗦，赶快回去。”母亲看看坐在地上不能动满脸痛苦的儿子，她没有动，要和儿子有难同当

    二十八　惨绝人寰

    麻杆家住在城里西门口，他父亲临终时把二十多亩地和一进两套院的房子平分给他和他哥哥。他哥哥勤俭持家，日子过得不错；麻杆没人管教，吸大烟，并很快吸毒成瘾，还混上一个吸毒的女人，土地房产逐渐卖光。他和那个女人住在别人废弃的地窖里，他经常半夜出去偷鸡摸狗换点烟土，到窖里与那个女人一同吸食。白天吃饭时间便到街坊门前讨要。如果不给，他就直挺挺躺在人家大门口耍赖。他瘦得皮包骨头，个子又高，人送外号“麻杆”。土改前他已经一无所有，绝对的贫农。他哥哥则划成富农。

    麻杆看着在危难关头继母子这样临危不惧肝胆与共，他说：“交出你家的内财，就把娘俩都放了。”母亲辩解道：“我公公去世早，丈夫也去世，孤儿寡母确实没有什么积攒。”麻杆打断母亲的话：“土地房子明摆着，那是浮财。少废话，不打不出血（血在这儿指钱），吊起来。”

    他们让母亲站在凳子上，梁上挂着一根沾满血污的绳子，那是不知吊打过多少人的绳子。他们把母亲双手捆起来，然后把凳子一脚踢倒，人忽悠一下悬吊在半空。麻杆拿起鞭子就抽，母亲被打得皮开肉绽。他打累了把鞭子递给一个民兵，在旁边喊道：“蘸点水使点劲儿。”李家接济过很多乡邻，　那个民兵的父母就得到过我母亲的接济，他不忍心下手，将鞭子高高举起，轻轻落下。

    一会儿，麻杆叫另一个躲在屋里的民兵说：“榨出钱财哥们都有份儿，给我打！”那个人犹犹豫豫接过鞭子，看了母亲一眼，只见她头上脸上嘴角上的血顺着头发梢、面颊、脖子流下来。只有吸的气没有呼的气，奄奄一息。整个人被水洗过一般，汗水和血水滴落在脚下的土地上。这时那人将麻杆拉到近前，麻杆见状，往我母亲身上泼了两瓢冷水，转身走了。

    母亲没有喊叫，没有求饶，没有回答麻杆一句问话。哥哥在院里听到皮鞭的抽打声，他几次爬到马棚前想去保护母亲，几次都被麻杆踢倒。

    麻杆朝着院子喊：“你娘不中了。”哥哥赶快爬到马棚里，看见母亲的脑袋耷拉着。他咬紧牙站起来，想解开吊母亲的绳子，几次没站稳又摔倒。他挣扎着，跪在母亲的脚下，把母亲悬在空中的两只脚放在自己的两肩上，使母亲的身体不悬空，减轻一点痛苦。这时民兵队长跟一位民兵进了院子。他们看见马棚里吊着人，近前一看，原来是哥哥跪着托起母亲被吊在房梁上的身体。队长看到这一幕，被一对继母子如此大仁大义大爱感动了，亲母子也做不到的呀，同时他感到事态严重，赶快把母亲从绳子上解下来，放在门板上，摸摸胸口还有心跳，摸摸鼻子还有呼吸，让民兵赶快抬走。

    昏迷中母亲感觉自己被人抬着，听到有人低声说：“小心点，走慢点”。恍如隔世，仿佛过了很长时间，她又听到：“到了，轻轻放下，把铭搀进来。”

    母亲昏迷七八天才苏醒过来，头脸肿得很大，身上的皮像被剥了一层。嫂子、姐姐每天给擦洗上药，每次翻身上药母亲疼得浑身哆嗦，卧床四十天后，母亲挣扎着下床，竟然不会走路了。她顽强地扶着墙角扶着床练习了两个月才重新会走。哥哥被打得大腿骨折，三个多月才离开拐杖。

    二十九　凄厉叫卖

    哥哥因病商店关门，全家十来口人吃什么？母亲思来想去，觉得做各种面食饭菜是她的一技之长，提议卖烧饼，本钱小，赔不了，最不济卖不出去自己吃。哥哥嫂子也觉得是条路，于是和泥垒炉灶。打出的烧饼由哥哥挎着篮子沿街去卖。他不会吆喝，买得人少。不过乡邻看到文质彬彬的铭沦落到这个地步，十分同情怜悯，买他几个烧饼，算是惠顾。买过烧饼的人说：“味道好分量足。”一一相传大家知道李家烧饼好吃不贵，顾客越来越多，哥哥还是不会吆喝叫卖，不过大家慢慢认识他了，看到他就知道是卖烧饼的。一篮子烧饼走街串巷一天能卖完。天气不好时，卖不完只得剩下。靠卖烧饼，一家人暂时能吃饱肚子。为了能挣个零花钱，母亲和哥哥嫂子商量，做酱牛肉、茴香豆，搭配烧饼一起卖。母亲做的酱牛肉色香味具佳，姥爷特级厨师亲授，正宗祖传。不过凭一个烧饼篮子养活一家十口人仍然艰难。

    大侄子金锁懂事机灵，八岁的他想为大人分担忧愁，他提出晚上在我家胡同口摆个小摊，卖烧饼篮子里白天剩下的东西。大人同意他试试，不过要求他不能影响白天上学。他的货摊就是一个小凳子上边放一个条盘，盘子里有几块牛肉，地上有一个盛烧饼的小篮，里面有十来个烧饼。他拿个小板凳坐在旁边。坐累了，脚冻麻了，就站起来原地踏步跺脚。他大着胆子叫卖：“烧饼五香牛肉卖咯”。稚嫩的叫卖声回荡在寂静的大街上，回荡在寒冷漆黑的夜空。家人听了心酸，他浑然不知，还一声接一声地吆喝。希望能招来顾客。晚上行人不多，买主也少，有时夜深了，大人叫他回家，如果卖了一两角钱他兴奋不已，如果没卖到钱，他悻悻然不想回家

    过了一些日子，一天晚上几个半大小子找茬，把侄子的烧饼牛肉篮子都抢走了。他拿着凳子哭着回家。大人见状，问明原委，听了他的诉说，大家气愤又伤心，敢怒不敢言。大人孩子低着头走路，低声下气说话，小心翼翼做事。不能跟别人说一般多，哪敢找那群孩子要回东西呢？母亲一把将侄子搂在怀里说：“好孙子，你再不去卖烧饼，不用为家里担心，把书念好，长本事了，日后不发愁。”

    侄子听话，有志气。从五岁上私塾直到小学初中，除完成学校的功课，他还给自己加码，每天练毛笔字，规定大字、小字必须练习几篇几篇。他爱画画，常临摹家里的旧画册。有一次他画了一幅山水四条屏，落款写上市、区、街、某某孙，某某子、某某拙作。我看了觉得好笑，他一本正经地说：“不能忘根，不能忘本。”当时他只有十岁，就懂得感恩养育他的这方土地，感恩养育他的父母前辈。

    三十　书画当柴

    没有钱买煤，烧饭只好用柴禾。于是，年幼的侄子金锁、侄女静到野外捡柴禾。有一次柴禾捡得多了些，他们背不动，只好把柴禾分成几堆。背一堆柴往前走十来步远，放下；回过头去背另外一堆，再放下，一点点往前挪。天黑了，两个七八岁的孩子感到又饿又渴又累又害怕，汗水顺着脏兮兮的小脸往下流。他们终于从空旷无人的荒野走到回家的路上，一位妇女路遇，怜悯地说：“小孩，背不动就少背点回家吧，你娘在家等你们，该有多么焦急呀！快回去吧。”他们既不舍得扔下一部分，又怕他娘在家挂念着急，两个孩子抹起眼泪，他们一边流泪，一边咬着牙把柴禾一步一步地挪回了家，真是吃奶的劲儿都用上了。

    为了节省买粮食钱，我和侄子侄女有时去挖野菜，用野菜充饥。有一天中午吃过饭，邻居家的大男孩小亭带领我们横穿铁道到一个很远的地方挖野菜。我们分别挎着竹篮子，手里各自拿着一个工具——铁片儿、竹子片儿，一把破小刀。那个地方有几间废弃的房子，杂草中野菜很多。我们看见那么多野菜，非常高兴，蹲下就忙不迭地挖起来。我剜了半篮子野菜时，右手上磨出三个血泡。侄子的左手被小刀划破了，血从沾满泥土的手上渗出来。这时我们却看不见小亭的踪影。我们扯起嗓子喊起来，没有回音，于是走到破房子找，他在里面玩，跟我们捉迷藏，不肯出来。我们想尽量多地挖一些，装满篮子，拿回家多吃几天，让大人少发点儿愁。于是我们不顾手痛，继续在地里剜。太阳快要落山了，小亭又攀上破房顶，在上面又唱又跳。我们的篮子装满了，喊他回家，他不肯，央求他带我们回去。他却说；“我剜那么点儿野菜，我不能回家，你们剜的菜给我一些，把我的篮子装满，我就带你们回家。”我们三个人面面相觑，思索片刻，我说；“他偷懒贪玩不干活，让我们给他菜，装满他的篮子，他回家肯定撒谎，家长还以为是他自己干得活呢。不给！”我们说；“你贪玩，不给你，我们比你年龄小，手也破了。”他说：“不给我菜，你们自己走吧。”我们三个人商量，我说：“咱不怕他吓唬、刁难，自己回家。”金锁说：“这是铁路西边，咱们家在铁路东边，向东走就对。”我们不再理会他，挎着篮子向东走去。我们走到铁路边，看着风驰电掣般飞奔的火车，有些害怕。，在路边犹豫不定。侄女说：“看看远处没有火车，咱们三个人拉紧手一块跑。”我们三个十来岁的孩子多年前就生死相依。

    过了铁路我们一路打听，天黑时走到家门口。远远看见母亲靠在胡同口的墙边张望。母亲看见我们挎着满篮子的野菜既欣慰又心疼。洗手时母亲看到金锁手上有伤，赶忙给他清洗伤口上药包扎。我手上的血泡也破了，母亲没有留意。我们给她讲了回家的经过，她夸我们：“有志气，以后遇到困难要动脑筋，靠谁不如靠自己。以后不要再横穿铁路。”

    夏天我和侄子侄女三个人结伴到街上拣西瓜皮，回家洗干净用盐腌成咸菜。有一次中午嫂子把西瓜皮切成条用油炒了炒，大家吃得很香。刚吃完饭，有一位邻居来串门，听到有人来，嫂子慌忙把炒过西瓜皮的铁锅藏到被子下面。邻居聊一会儿走了。她将炒菜锅从被子下拿出来，被子上沾了一片锅底黑。我们不解地问她：“把锅藏起来干什么？”她说：“那锅上有油光，怕人家说咱吃炒菜，是有钱吧？”嫂子实在被斗得吓破了胆。

    家里有很多线装古书，嫂子做饭点火时就拿一本，一张张撕下来当烧火做饭的点火引子。两三年下来，堆了半间房子的书，一本本进了灶膛。有一次，嫂子烧火做饭时，我看到在灶台旁边扔着一本书，蓝色封皮上有三个黑字《石头记》（红楼梦）。手抄本，字比较大。我顺手翻了几页，觉得挺有意思，便收了起来。我下学有时间就看，生字很多，也就懂个大概意思。我想看个明白，于是找来字典一边看《石头记》，一边查字典。那时我九岁，第一次读文学巨著，收益匪浅。这部书被幸运地保存下来。

    家里还有一些字画，夏天中午大人休息，字画就是我们的玩具。我们都喜欢花鸟画，花鸟像真的一样，把画儿铺在地上，看够了就收起来。有时拿一卷是山水画，画中还有白胡子老头，拄拐杖的老者，我们就不喜欢，于是把画轴拆下来当长矛，画纸（布）当盾牌披在身上，几个人玩打仗。就这样不少字画毁于无知的孩童之手。

    家里有一只木头箱子，里面放着十几个大小不等、质地不同、样式各异的墨盒。大的直径二十多厘米，小的只有六七厘米。有褐色、紫红色石头的，有红铜、黄铜的。我们上学时都挑自己喜欢的使用，也送给要好的同学。箱子里还有用过和没有用过的一些毛笔。大的笔头儿像刷子，小的笔杆比筷子还细。我们小孩子写大小楷练毛笔字涂鸦，没几年就用得差不多了。仅存的一些书籍、字画，**时被当成“四旧”烧了，抄了。

    解放初期我们觉得粮食是宝贝，能吃饱肚子就好。什么古董、文物、书画都没啥用场。不过我家有一副中堂画，挂了很多年，至今记得。那是一副山水画，两旁是对联。上联：“心里无钩难挂事”，下联：“胸中有尺可量人”。听说是爷爷手书，大概是醒示后辈如何处世为人。

    我们家老宅子门前有一座青石牌坊，是清末一个　皇帝钦定建成，伯父是殿试进士。上面雕刻祥云，下面是兽墩。门前还有一根旗杆，专供过往官员敬拜。　有一年一位赴京上任的官员住在我家，夜间上厕所，突发心梗，被发现时已经气绝身亡。这个事件惊动官府,惊动京城,经法医验尸,老爷爷几次被叫到官衙查问,官府向保甲乡绅邻里了解,确实我家世代书香,老实本分,排除嫌疑,有惊无险,生活才又复平静.

    解放后旗杆不知去向，青石牌坊被推倒路边。五零年左右的一天，我跟着一群孩子看热闹，妇女主任家正在挖根基盖房，看到石牌坊几个人被拦腰砸断，抬放到她家刨好的地槽里，当房根基啦。街坊纷纷议论：“妇女主任算啥？霸道！绝后了吧。”那时没有儿女被人笑话。现在她家的房子已经翻盖成小楼，不知石牌坊还在底下安恙呼？

    三十一　香消陨灭

    母亲有病养伤期间，三姐经常来看望，不过来去匆匆，人也日渐消瘦。母亲病好一些，不放心，就让我去她婆婆家看看，她家离我家不远。一次我去了，看见三姐和她妯娌一起推碾子碾米，一头毛驴在旁边悠闲地吃草，又一次我去的时候，看见姐姐正在磨面，毛驴在前面拉，她在后面推，她婆婆坐在旁边的椅子上，跷着二郎腿，嗑着瓜子儿。我看了很气愤，大声对她婆婆说：“妇女解放了，翻身了，你还把我姐当牛马使唤？”她说：“怕把牲口累坏了。”我说：“牲口比人还重要？”“你小孩子不懂。莲，你妹妹来了，你回屋歇会儿吧。”回到姐姐屋里，我说：“别怕你婆婆。新社会虐待媳妇就该斗争她。”姐姐以赞赏的目光看着我，摸摸我的头，叹息一声。我明白了姐姐是个受气的小媳妇。回家后我把这些事告诉母亲，母亲黯然神伤。不过她还是夸奖了我；“你敢为姐姐说话，是个大胆的孩子。”这也是我最早的维权意识。

    四姐绵十八岁，也到了婚嫁的年龄。新的婚姻法刚颁布，婚姻自由，母亲鼓励姐姐自由恋爱，可是她性格内向，胆怯，不爱说话。母亲托熟人帮忙，一位熟人间接认识一位卖布匹的陈姓小伙子。他人长得标致，家在县里，父母亡故。我母亲哥嫂反复商量，觉得男方没有父母，家庭关系不复杂，不会受婆婆的气，条件有利有弊，就答应让两个年轻人见见面。陈看到四姐文静老实。四姐看到陈能说会道，潇洒帅气，只是有点贫嘴。

    陈满意四姐，追着介绍人要求到我家看望，母亲征求四姐的意见，她也说不出什么。于是介绍人陪着，陈带着礼物登门。后来陈送给四姐几块布料，可是母亲心里不塌实，她觉得，陈摆个流动的卖布摊子，经常在外，又没父母管教，靠得住吗？四姐的性格像她的名字一样绵软，婚后她会受欺负吗？于是母亲找一个亲戚做伴，扭动着一双小脚，步行几十里到陈的老家打听。了解到他是独子，父母早亡，几年前就到城里去了，别的情况人家都不了解。母亲一去一回用了两天时间，脚上磨起泡，人也累得像散了架，一动不动地在床上躺了一整天才缓过劲儿来。后来陈在饭店请介绍人和我哥哥等人吃饭，就算订亲了。

    这桩婚事四姐拿不定主意，母亲还在犹疑。男方特别积极主动，介绍人一再撮合，最后就算定了。选择吉日登记结婚。四姐结婚时我家很困难，买不起嫁妆，母亲愁得屋里屋外转悠，借钱？借钱容易，还钱难。夜里，她突然想起姥爷有几件瓷器，或许可以变卖。

    一大清早，母亲匆匆忙忙跑到姥姥家商量，想把姥爷的彩瓷八仙过海八尊神像卖一尊。姥姥勉强同意，母亲用布包了一层又一层，偷偷跑到古玩店，老板一看是清代瓷器，价钱给的不菲。母亲喜不自禁，很快给四姐买了绸缎被褥、几套新衣。婚礼那天四姐打扮得漂漂亮亮，男方雇两辆人力车，新郎把四姐接走了。

    新婚燕尔陈对绵热情礼貌。新鲜两个月后，陈的恶习逐渐暴露。他油嘴滑舌，吹牛撒谎，识字不多，喝酒吸烟。卖布匹赚了钱，就大吃大喝赌钱；赔了钱回家找茬打骂老婆。起初四姐也反抗，但反抗的结果招来更恶毒的辱骂，更凶狠的毒打，她只好逆来顺受。四姐回娘家总是满面愁容。母亲问她，她回答：“没事。”有一天她又被打得满脸伤，实在忍受不了，没办法跑回娘家。母亲在给姐姐脸上涂药水的时候，看到她头上一个个血疙瘩，掀开衣服身上青一块紫一块，新伤连着旧伤。母亲的眼泪簌簌落下，一把搂住四姐说；“孩子，你怎么忍受的呀！”四姐放声大哭，诉说了陈虐待她，打骂她的一桩桩一件件恶行。母亲说：“不回去。就在娘家住。”过了一些日子陈来我家赔礼道歉，要求四姐回去，她不答应，母亲也断然拒绝。陈蔫蔫地走了。姐在娘家住了一个多月，陈来了四五趟，央求母亲劝四姐跟他回去，并保证再不会打骂她。母亲劝姐再给陈一次改过的机会，并叮嘱：“他若再动手你马上回来。”过了十来天，姐哭着回来对娘说，陈又赌输了钱，抱着陪送她的一条绸缎被子去抵押赌债。她拽着被子，死也不放。陈气急败坏，将被子撕得一条一条的，又把姐劈头盖脸打一顿。姐泣不成声地说：“不跟他过了。”母亲说：“跟他散。人被打成这样，人要紧，离婚不丢人。”母亲——一个封建婚姻的奴隶，为女儿,，她豁出去了。她冲破封建思想的羁绊，为女儿撑腰。不久四姐离婚，逃出火坑。

    三姐婆家离我家很近，有时我在街上玩，不知不觉就跑到她家。有一次去看三姐，她躺在床上，脸色不好，时而咳嗽，我要走的时候，她从抽屉拿出一个手绢，手绢里面包着二个杏儿，她悄悄塞到我口袋，小声说：“回家再吃，别让婆婆看见，是林偷偷给我买的。”回家我报告了母亲，她当即去看望三姐，买了水果，烙几个烧饼.。

    母亲看见三姐满脸病容，身体孱弱，发着低烧，偶尔咳嗽，痰里带血丝，屋里昏暗凌乱。母亲坐在三姐身边，拉着她的手问这问那，姐回答：“医生看过，每天吃药。婆婆看我实在干不了活，也不使唤我了。林本想在家里照顾我，公公却催促他到店里上班。”

    三姐的眼泪顺着眼角滴落在枕头上。母女有说不完的话，母亲劝说；“回咱家休养一段时间吧，在婆家太抑郁。”她婉言谢绝，她知道娘家人口多，生活艰难，不忍心给娘家增加负担。天黑了，母女依依惜别。

    后来隔三差五母亲、哥哥、嫂子轮流去看望，三姐的病情不见好转，后来竟高烧不退，医治无效，肺结核夺去她年轻的生命。

    三姐走了，母亲好像丢了魂，整日懵懵懂懂。

    四姐经常哭哭啼啼，婚姻失败，又失亲人，伤心至极。细心的嫂子提醒母亲，说四姐的身体有问题，并劝慰道：“你也不能这样伤心不已，你的情绪影响全家。”母亲仔细观察四姐，她两颊绯红，早晨干咳，倦怠无力。四姐，同二姐、三姐的病症相似。母亲心里害怕，很快就带四姐去看医生。诊断是肺痨，给开了一些中药。连服数日病情不见好转。母亲打听到一位西医，又带四姐去看病。医生说从外国进口一种叫链霉素的针剂效果很好，只是价格昂贵。且要打几个疗程。母亲回家跟哥哥嫂子商量，大家一筹莫展，没钱呀，刚强的从不轻易求人的母亲为女儿治病四处告借贷。厚道的亲戚朋友熟人，卖粮食凑钱借给母亲。

    母亲带着四姐，怀里揣着用布包得严严实实的一些钱去看西医。医生给四姐看过病，母亲把钱一分不剩全给了医生，医生说；“钱只够买五支药，还缺三角钱。”医生出于同情，免了三角钱，给了五针,，叮嘱每天打一针。打了五针，四姐的低烧退了，咳嗽轻了。没钱买针剂，依旧买便宜的中药断断续续吃，而病情时轻时重。

    家里养着一头猪，原来打算年底卖一些，再留下一些，一家人过年解解馋。可是四姐的病只有西药疗效显著，那药贵呀，哪儿去弄钱？于是母亲与哥嫂盘算，年底把猪宰了，留下半个猪头一副下水，其余的卖成钱给四姐买链霉素治病。

    可惜四姐没能等到年底，突发高烧，几天后病逝。母亲捶胸顿足拍着她的棺材：“你怎么没等一等啊，娘没能救你呀。”母亲流着泪一遍又一遍地后悔自责。其实解放前和刚解放时肺结核俗称肺痨，就是不治之症。母亲三个如花似玉的女儿都是二十刚出头死于肺结核。母亲多少心血，多少辛劳，多少期盼都化为乌有，她的心碎了。

    三十二　阶级烙印

    从土改到八十年代初，几十年间人们被家庭出身影响着，从小学生到耄耋老人无一例外。动辄填表格，其中必有家庭出身一栏。什么出生登记表，升学、入学登记表，招工、工作简历表，各种运动调查表，等等。仅从出身一栏，便把人分成好坏两类，红与黑。各部门头头们只需一看你填的表格，就知道你身上的“阶级烙印”，对你的态度马上分明：对出身“好”的重视；对出身“不好”的歧视。

    填表时出身不好的大多坐在角落里，他们头不敢抬，如坐针毡，芒刺在背。把表格工工整整填写完毕，然后低头用眼角的余光窥视左右，乘无人注意时，把表悄悄放到头头的办公桌上，塞到其他人表格的中间，惟恐被人看见。惟恐被更多的人歧视。

    “出身不好”将他们钉在耻辱柱上。所谓“不好”并非祖上无德，也非本人作恶，他们中大部分辛苦经营，勤俭持家，攒下一份殷实家业，因而被入“另册”。

    六十年代初考大学不看成绩看出身，高中毕业填报高考志愿，志愿表后附一张政审表，出身成分，父母亲属工作，有无历史问题。家庭成分高或家庭成员有历史问题一类院校一律不得录取，不管成绩考的多好，只能上部分二类和三类院校）。“阶级烙印”几代人的精神枷锁，不敢说不敢动，学习再努力工作再积极，都是白瞎。正像一幅对联写的“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就不行不行也行。”

    三十三　婆婆亲娘

    嫂子是个多产母亲。三十多岁，五个孩子。母亲常说：“生孩子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可得小心伺候。”嫂子坐月子期间，母亲对她限制很多：不许用冷水，不许用扇子，不许下地。嫂子闲不住，想在床上做点针头线脑的小活，母亲数落道：“月子用眼多，以后眼就不好。一年到头没有闲，月子里什么活也不许干。你就给我乖乖地休息。”母亲伺候得很周到。嫂子坐月子没有落下毛病，她生了七个孩子，母亲伺候了七个月子。

    一家人为吃饱肚子发愁。母亲想到做些小孩的衣服鞋帽到集市上卖，挣点钱补贴家用。小孩的衣帽用料少，投资小，主要是功夫和手艺。母亲做老虎头造型的小孩帽子，好看又实用。我曾经跟母亲一块儿去赶会赶集。到集市找个热闹的地方，解开包裹，把包裹布铺在地上，摆上鞋帽衣服就算是小摊位，人守着小摊席地而坐。

    第一次摆摊，眼巴巴看着过往行人，无人问津。等到中午有一个人讨价还价买走一顶帽子。母亲买一张油饼，分成两半，一半递给我，另一半她原封包好，留着回家给长孙金锁。母亲饿着肚子，我吃了个半饱。等到下午又卖了一双鞋，我们收摊走十多里路回家。到家母亲悄悄把大孙子拉到一边，递给他那半块油饼，母亲看着孙子香甜地吃完油饼，喜欢地摸摸他的头。

    我认为母亲封建思想重男轻女，她把孙子看得比我金贵。母亲并不认可，她另有一番道理：“婆媳关系很敏感，处理好了，亲同母女，处理不好，行同陌路，甚至争争吵吵。你是娘的亲生，不会计较。媳妇、孙子、孙女跟我隔了一层，我要加倍关爱他们，嫂子有时也偏爱你，一家人父慈子孝，婆媳和睦，穷也温暖。”

    嫂子的寡母常住我们家，老太太早年被绑匪绑票急瞎眼，行动不便，我母亲没有半点嫌弃，经常热情地搀扶帮助，亲切地拉家常，母亲为人厚道周全，老太太没有感到寄人篱下，反觉得多了一位知己。

    市里新建一个鸡蛋制品加工厂，招聘打鸡蛋的女工。母亲报名参加了工作。工厂三班倒，计件工资。母亲在第一车间上班，车间里整齐地摆着一排排长条桌案，一排排长条凳子。工人们坐在长凳上，面前长条桌案上有两种不同颜色的盆子，一个盛蛋清，一个盛蛋黄，旁边放一小筐鸡蛋。工人用右手磕开鸡蛋，左手迅速伸开，让蛋清从指头缝隙流到手下的盆中，蛋黄被麻利地甩进旁边另一个盆子里。为了多干活多挣钱，母亲每天第一个来到车间，下班时最后一个收工。母亲干活动脑筋肯吃苦，工作不长时间她就摸索到一套规律，找到窍门，她活干得又快又好，钱挣得比别人也多。领了工资母亲总惦着买块布，给孙子孙女做件衣服，给嫂子一点儿零花钱。她自己不舍得花，剩下的钱攒起来，过年过节时给家里买一袋白面。母亲被评为操作能手，加入工会，成为正式工人。要不是一场病，她说不定会成为当地最早的劳动模范呢。

    三十四　识字打工

    五十年代初一些街道办起扫盲班，旨在给没机会上学的年轻人补习文化，摘掉文盲的帽子。母亲积极报名参加。班上大多是二十来岁的年轻人。母亲四十多岁，学习的积极性比年轻人还高，从不缺课，不迟到，放学时学员们急着回家，她往往留下来向老师请教不懂不会的问题，学习非常刻苦。如果上班和上学时间冲突缺课，她一定想办法把功课补上。母亲习字本、造句本、作文本、算草本一应俱全，都是买白纸自己裁剪整齐，用白线装订的。她精心做了一个有三夹层的书包，把书、本、铅笔文具分别放在每层里。只要有空她就写，就练。很快她在班上成了最优秀的学生，当然也是最老的学生。她克服种种困难，一年后摘掉了文盲帽子，能看一般的书报，实现了她多年渴求知识文化的愿望。

    母亲刚毅顽强的性格，锲而不舍的精神感动过很多年轻人。记得有一次，晚饭后下起雷阵雨，电闪雷鸣，大雨瓢泼。上学的时间到了，我们劝她暴雨过后再去，她不听，头上顶着一块雨布，背着书包，打着手电筒向风雨中走去。老师是一位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他站在教室里，看看空荡荡的教室，再看看窗外黑洞洞的天空，大雨如注，心想：“今晚不会有人来上学了。”

    当母亲被大雨淋得浑身透湿，雨水顺着衣服滴答着走进教室时，老师被这个老学员感动了。马上开讲。这堂课虽然只有一位学员，老师讲课依然一丝不苟，准点上课，按时下课。那次小老师还把老学生送回家。

    第二天母亲发起了高烧，重感冒一个月，继而引发心脏病，又卧床一个多月。嫂子伺候在床前。母亲的病渐渐好起来，但是从此患上心脏病，不能从事正常工作。工厂给结算了工资，母亲从此结束了工人生涯，只有一张工会会员证保留了多年，留作纪念

    三十五　雪中送衣

    五姐十六岁考入纱厂，是细纱车间挡车工。一个班工作八个小时，手脚不停地在纱锭前转来转去，相当于走八十里路。姐姐工作繁重，母亲尽量让她吃好穿暖。一年冬天连着下了几天大雪，气温骤降。母亲给姐姐做一件棉大衣，让我趁中午不上课的时间给她送去。母亲不知道纱厂具体位置，只告诉我出家门向北走，见到大路向东拐，一直向东大约五六里地。我抱着包袱走出家门。地上皑皑白雪，足有一尺厚，背阴的地方看不见路，向阳的地方雪已经开始融化，道路泥泞。路上行人稀少。我一路打听，小心地踏着泥泞前行。不一会儿，鞋里灌满了泥水。走着走着棉裤也湿了半截，脚冻麻了，浑身冻得直打哆嗦。北风呼呼地刮着，像刀子拉在脸上一样。我咬牙坚持前行。好不容易又遇到一位行人，向他打听路，他说：“继续向前走，路两边就没有建筑物了。再向前走，看到几幢楼房就是纱厂。”他还关心地问我：“几岁了？”“十一岁。”“抱的什么？”“给姐姐送的棉大衣。”“我帮你穿上，把棉大衣向上挽一挽用手按着不会弄脏的。穿在身上暖和也省得抱着。看你冻成这样，见到姐姐你就冻僵了。”“不。”我想：“母亲带病做这件大衣不容易，姐姐上班很累挣钱养家，对家庭作贡献。我上学，我不重要。这件棉衣我一定完好地送到姐姐手里。”我本能地挪动双脚继续前行。到纱厂门口，门卫不让进，我跟他讲我家离厂子好几里地，一路打听好不容易才找到的。他看见我冻得脸色发紫，说话上下牙打架，嘴打哆嗦。他检查一下包袱就放我进去了。听到他在我身后说：“这小孩，抱着棉衣不知道穿上。”我心里说：“你别当我是小傻子。你知道孔融让梨的故事吗？我怎么舍得穿姐姐崭新的棉大衣呢。”

    我迈动失去知觉的双脚继续前行。到了宿舍楼我挨门打听，终于到了姐姐住的集体宿舍，可是她没在。热心的工友一会儿就把她找来了。姐姐看见我一副快冻僵的样子，眼圈一下就红了。她急忙端来一盆温水给我擦洗，让我脱掉棉裤把腿伸到被窝里。给我吃了点东西，喝点热水。待我的腿脚暖和些，下午上学的时间已经过了，我心想“迟到总比旷课好。”我必须赶快回去，姐姐再三嘱咐路上要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