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之大者 有感于“侠”及“侠义精神”

    由于手头这部书名张扬的《侠之大者》，忙碌之余，思绪便常常专注于有关侠的定义；到底什么是侠？侠义精神又当何解？遍索资料典籍后有了一个大概的认识。

    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所以三千年来文祸不断，而侠义精神则在浩瀚的史籍上留下了一条线索明晰而深刻的痕迹。儒与侠，是中华民族最初的两种基本方向，在数千年历史中，儒与侠有过昙花一现的相溶，但大多数时候是互相对抗的，所谓“武得之，文治之。”儒逐渐走上了正统，而侠则退居民间，直至今日，众多学者依然能一目了然地从中国人的性格中发现这种精神──对中华民族精神特质的归纳，沈从文概括为“游侠者精神”；闻一多归纳为“墨──侠──匪”的结构；周作人认为是体现古代游侠精神的“义与勇”；当代学者又提出了“中国文化中大禹模式──墨学体系──墨侠精神”这样一条民间线索。尽管众说纷纭，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都认为在中国民间文化精神中存在着源远流长的侠义传统。

    对于这种侠义精神，历朝历代典籍均从不同侧面进行过记载，西汉司马迁在《史记》中为游侠、刺客列传，虽然是严肃的史事，并非武侠小说，但文中的侠义精神数千年来深深感动着读者，成为武侠小说发展的原动力。经过魏晋南北朝的酝酿，最迟在唐代，武侠小说开始萌芽。在唐传奇中，《聂隐娘》、《昆仑奴》、《荆十三娘》、《红线》、《虬髯客》等作品，已经是较为成熟的武侠短篇小说。宋初吴淑的《江淮异人传》及明人伪托唐段成式所撰的《剑侠传》，乃是辑录武侠小说的专著。明代《水浒传》则可说成是武侠小说发展史中的一块重要丰碑。值得一提的是明代神魔小说，如《西游记》、《封神演义》、《三逐平妖传》、《绿野仙踪》等书，内容虽然同武侠小说相去甚远，但对剑仙小说而言，其思想脉络自有相承之处，当视为武侠小说发展过程中的又一渊源。

    清代出现了无名氏的《施公案奇闻》（又名《百断奇观》）、《绿牡丹全传》（又名《四望亭全传》），文康的《儿女英雄传》（又名《金玉缘》），该书乃长篇小说之祖。这类书籍广受市民欢迎，便形成了武侠小说的第一次兴盛。从光绪初年开始，陆续出现了《三侠五义》、《小五义》、《续小五义》、《永庆升平》、《圣朝鼎盛万年青》、《英雄大八义》、《英雄小八义》、《七剑十三侠》、《七剑十八义》等书。

    从《史记》开始直至明清时期的侠义小说，千余年来对中国历史进程及中国人性格的形成都有着十分明晰和重要的影响。

    其后到了民国初年，出现了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近代侠义英雄传》，赵章的《奇侠精忠传》，文公直的《碧血丹心大侠传》、《碧血丹心于公传》、《碧血丹心平潘传》三部曲，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传》、白羽的《十二金钱镖》、郑证因的《鹰爪王》、朱贞木的《七杀碑》、《虎啸龙吟》等作品。

    一九五0年前后，大陆武侠小说被禁，香港一九四七年至一九五四年间，有我是山人、我佛山人、大圈地胆等武侠小说家，台湾方面仅有郎红浣等人，但质量平庸，形成了武侠小说的第二次衰落。

    时隔不久，第三次武侠小说的兴盛蔚然来临，香港牟松庭、梁羽生和金庸分别以《山东响马帮》、《龙虎斗京华》、《书剑恩仇录》为先导，开启了武侠小说的一个新时代。不久，张梦远、石冲、江一明、高峰、倪匡一一登场，盛况空前。仔细品味，则金庸学究天人，修养纯正，作品结构谨严，情节精采纷呈，实乃集此前名家之大成，不愧为宗师。

    台湾一地，也是群峰并峙，万壑争流：海上击筑生、伴霞楼主、醉仙楼主、卧龙生、诸葛青云、司马翎相继崛起，分别以《南明侠隐》、《八荒英雄传》、《雍乾异人传》、《风尘侠隐》、《墨剑双英》、《关洛风云录》开启先路，独抱楼主、萧逸、慕容美、古龙、秦红、柳残阳、独孤红、上官鼎兄弟等人继其后，各有特色，自成一家，而犹以古龙独辟蹊径，将欧美畅销书结构溶入武侠小说，十分引人注目。

    此期以金庸、梁羽生、古龙为三大巨臂，领袖群伦，从六十年代后期开始，金庸封笔，古龙早亡，张梦远、蹄风、金锋、高峰、江一明、倪匡等人相继停笔，武侠小说进入了第三次衰落期。

    八十年代，大陆开禁武侠小说，一股被压抑数十年的热情迅速席卷神州，在这股武侠热中，大陆作家也开始执笔，如飞熊、沧浪客、东方礼兔、东方梦、风天明、青莲子等等，然而遗憾的是，大陆武侠小说作者重蹈模仿覆辙，再加上翻印盗版，粗制滥造，致使后劲很足的大陆武侠创作畏难而退，使武侠小说创作坠入低谷。

    纵观武侠小说发展史，有几点变化是很清楚的，首先，武侠小说创作文人化；其次，武侠小说自身一直在寻求突破，力争完善；再次，武侠小说这种民族性的文体所特有的艺术魅力正逐步被认识。然而尽管如此，大陆武小说的创作依然困难重重，首要的原因，还在于时隔不久便要就“雅”与“俗”的问题争论一番。纯与否、严肃与否、高雅与否，提法尽管不一，归根结底都是雅与俗的争论，这样的争论对于廓清和提高文学艺术水平确实起到一定作用，但却因基本概念的一再混淆而使民族文化的发展步履维艰，屡屡横遭无妄之灾，令人扼腕。

    在中国文化传统中，被士大夫阶层视为“雅”的大致有这样几种：诗、词、歌赋等等，而除此之外，诸如传奇、话本、小说、戏曲、随笔杂谈等等便大都是“俗”文化了。仅以小说而论，在中国文学史上它就从未雅过，它历来都是广泛流传于民间并深受“市俗”喜爱的一种文学形式，在相当漫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中，它就从未登上过所谓的“大雅之堂”，《三国演义》、《水浒传》两书是取材于民间故事并经过“市俗文人”加工而又返*间并深受喜爱的市俗之作。《西游记》是典型的神魔小说，这更是为“不语怪力”的儒家传统所摈弃，而《红楼梦》则违反了圣人们所为所为的“思无邪”、“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金科玉律，于是就有了这样的说法：少不读《西游》，老不读《三国》，男不读《水浒》，女不读《红楼》。至于《西厢记》，那更是不得了。

    曾几何时，苍海桑田，世事变迁，现在我们公认这几本世俗之作是中国文学古典名著了，而吴承恩、曹雪芹、罗贯中、施耐庵、王实甫等人也随之改变了市俗文人的身份而成为“中华民族伟大的文学家”了。

    中国小说从酝酿阶段（传奇、笔记、裨官野史、话本、拟话本）到发展阶段（文人创作：《水浒》、《西游》、《三国》、《红楼》等）无不打上了“市俗”这个深深的烙印，情况直到“西学”在近代传入中国，并经过白话文运动之后开始发生了变化，很难从时间上具体界定，但小说这种在中国“土得掉渣”的东西开始分出了三六九等，有的雅了，有的依然俗着，并且成了过街老鼠，处境愈发艰难起来。

    这种“崇雅”而“俗”的风气，对于“俗”文学来说，压力是太大了，而对于有才华的“雅”文学作家们来说，那种深刻的损失非但是自己的，也是民族的。

    从另一方面来说，武侠小说创作虽然一直未曾中断，但其间变化实在坎坷曲折，掘起不过才百年的新派武小说使这种文体向着艺术性推进了许多，严格来说，也确实失去了许多传统侠义小说所具有的率真、直扑之美。最近十年来，新派武侠小说的创作停滞不前，勉强为之的作者大都感到了前途渺茫，甚至于走火入魔，出现了诸如艳情武侠小说这种与侠义精神背道而驰的东西。作者搞不清武侠小说该怎样发展下去，而读者也不知该怎样去读武侠小说了。

    当此之际，重新回到具有数千年历史的传统侠义小说之中，当代人将可以得到曾经深刻影响了我们祖辈的侠义精神的熏淘，如果说新派武侠小说是一怀令人痛快的烈酒的话，古典侠义小说便是一杯清荼。

    酒能乱xing，荼可清心。

    读者朋友们，让我们同来关注传统武侠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