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那些屈辱事儿 第八章 巴黎和会，弱国外交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19年1月，英、美、法、日、意等27个帝国主义国家在巴黎召开所谓“和平会议”，实质上是一个帝国主义的分赃会议，其目的是为了重新分配殖民地和划分势力范围。
中国曾经在战争期间对德宣战，也算是战胜国之一，因而也派外交总长陆征祥率领代表团6人出席了会议。
中国要求索回德国强占的山东半岛主权，但英、法、意主张将德国的利益转送给日本，美国提出暂交英法意美日五国共管，遭日本拒绝。当时中国代表团成员有五个全权代表，其中有担任团长的外交总长陆征祥、驻美公使顾维钧、南方政府代表王正廷、驻英公使施肇基、驻比公使魏宸祖。中国代表最终没在和约签字。
在巴黎和会上，年轻的中国代表、著名的外交官顾维均向帝国主义列强据理力争，作了强硬发言，提出:
1.废弃势力范围；
2.撤退外国军队、巡警；
3.裁撤外国邮局及有线无线电报机关；
4.撤销领事裁判权；
5.归还租借地；
6.归还租界；
7.关税自主等七项条件。
接着，在中国旅欧学生要求下，又提出取消“二十一条”和要求收回大战时被日本乘机夺去的德国在山东的权利的陈述书。
当时，许多中国人，包括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对于帝国主义还抱有幻想，期望巴黎和会可以使中国摆脱帝国主义的奴役。
由于美、英、法和日本相互勾结，英、法、意主张将德国在山东的利益转给日本，美国则提出五国共管，被日本拒绝。
中国北洋军阀政府又奉行对外妥协的卖国政策，帝国主义根本不理睬中国人民的正当要求，无视中国的主权和作为战胜国的权利，竟无理地决定把德国在山东的各种特权，全部让给日本，至于日本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二十一条”，又借口不在会议的讨论范围之内而置之不理。
当时，中国首席代表陆徵祥就山东问题致电北京政府：“此事我国节节退让。最初主张注入约内，不允……改附约后，又不允；改为临时分函声明不能因签字而有妨将来之提请重议云云。岂知直（至）今午时完全被拒。此事于我国领土完全及前途安固，关系至巨。祥等所以始终不敢放松者，固欲使此问题留一线生机，亦免使所提他项希望条件生不祥影响。不料大会专横至此，竟不稍顾我国家纤微体面，曷胜愤慨！弱国交涉，始争终让，几成惯例。此次若再隐忍签字，我国前途将更无外交之可言。”对于巴黎和会关于山东问题的最后决定，即使对外态度最为温和者，也不能不认为这是中国外交交涉的失败。
中国不仅没能收回山东的权利，反被日本帝国主义将它在山东侵略的权益用《凡尔赛和约》规定了下来。顾维钧不惧日美英法勾结欺侮弱国的淫威，为维护中国山东权益大义凛然，挺身而出，怒斥列强，拒签和约。
巴黎和会彻底暴露了帝国主义的狰狞面目，巴黎和会关于山东问题的无理决定，极大地震怒了中国人民，也打破了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幻想。
在这次会议中还有一个谜:
从北京启程时，中国代表团带有一个密码档案箱，箱内装着若干有关满、鲁、蒙、藏问题的绝密档案，其中包括许多连中国驻外使团都不知道的，中国与日本签订的一些密约及各种借款协定的原件。这个档案箱的重要性可想而知。但是，当中国代表团真正需要它时，却发现它不翼而飞了。
它是什么时候丢的？在哪里丢的？何人所为？据中国代表团推测，它在日本丢失，被日本情报部门蓄意窃取的可能性最大。
档案箱中装的文件，只有日本才深感兴趣，因为这些文件中的内容涉及许多日本不可告人的秘密，如果这些文件暴露于巴黎和会上，将对日本十分不利。而中国的档案资料不全，日本就完全可以凭借自己掌握的档案资料来说事。
但即使还有一丝希望，中国代表团也不能放弃。有的代表团成员回忆，在到达美国纽约港码头时，好像还见到过它。根据这一线索，中国代表团分别致电华盛顿和纽约领事馆，电询此事。纽约领事馆的总领事邹玉成立刻联络美国方面轮船行李处的负责人和码头上的管事人，结果却是空手而归。之后，虽然经过百般查找，始终没有找到。至今，这个档案箱失踪事件仍然是一个历史之谜。
这次合会给了中国很大的启示:
如果没有国家的独立富强，在帝国主义强权逻辑下，即使职业外交官们的外交技巧再娴熟，再精通国际关系，也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弱国无外交、任人宰割的命运。
中国代表团成员伍朝枢在总结巴黎和会时说：“二十世纪之世界，生存竞争之世界也。公理强权互为表里，外交内政息息相关。此次吾国外交失败原因，一言蔽之，国势积弱而已。或者不察以为列强主持公理，自可仗义执言，不知倚赖性根，最为我国民之弱点。”
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在天安门前集会，吹响了反帝爱国的战斗号角，“外争国权，内惩国贼” 、“废除二十一条”的吼声传遍全国。
6月3日以后，中国工人阶级以巨大的声势，以政治大罢工的形式，参加了反帝爱国斗争，狠很地教训了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
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由学生、工人和其他群众掀起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卖国的全国规模的爱国民主运动，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第八章 巴黎和会，弱国外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