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些可以看出,沈括是个全方位的奇才,但是正所谓人无完人,沈括也有着致命的弱点,正是这个致命的弱点使得沈括背负了千年的骂名。
在王安石变法初期,王安石举荐沈括巡察两浙农田水利。因为前任在两浙处事不当引起争议,宋神宗专门问王安石,沈括靠谱吗?王安石打包票说,沈括本身是两浙人,“习知其利害,性亦谨密,宜不敢轻举”。后来,沈括曾出任三司使,掌管全国财政。在富国强兵的变法口号下,三司使是推动新政的重要职务之一。可见宋神宗和王安石对沈括的器重程度。
这段时期可以说沈括乃是新党干将!
王安石悄悄交代了沈括一个任务(这个历史上没有明确记载,但是从沈括的性格等方面可以推断出,沈括不是一个会主动做这种事的人,后面会分析),找旧党的茬,尤其是被王安石喻为旧党智囊的苏东坡的茬。
此时的苏东坡因为反对变法,已经被逐出了权力的中心,到地方上去了,而沈括在此期间作为督查被派到杭州检查水利建设,于是这个任务就落到了沈括的头上。
我们先来说一下沈括这个人的性格,王安石曾评价说:“陛下试以害政之事,示欲必行,而与(沈)括谋之,括必尝试。陛下若谓必欲如此,括必向陛下所欲,为奸矣。”又说:“小人所怀利害,与陛下所图利害不同,不可不察……陛下安可与此辈谋事,言国家之利?”
王安石的意思是说皇帝如果要推行一项坏政策,沈括为了讨好陛下,一定会不顾政策的好坏,坚决执行。所以陛下千万不要跟沈括这种人谋国事啊!
从沈括的生平就可以看出沈括这个人其实就是个典型的技术性人才,只要上面有令,哪怕心里不愿意,也会尽十二分的努力去完成,至于对错,那是领导的事,我只做好自己的本份。
其实我们的身边有很多的这样的人,在公司对领导敢怒不敢言,一旦领导交代了任务,又会以十分积极的态度去完成,十个技术男大概有八个是这样的吧!
沈括接到了王安石的任务,到了杭州,见到苏轼后,嘘寒一番,回忆“当日在馆阁之事”,临走时他向苏轼索要新作,沉浸在昔日旧友醇醪中的苏轼,向来性情耿直,“为人全抛一颗心”,没有多想,就把当时许多诗词近作,包括后来被用来授人话柄的《山村五绝》、《吴中田妇叹》等均手书一份给沈括。其中就有引发文字狱大案的《王复秀才所居双桧二首-其二》——“……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蜇龙知”。
回到京城后,沈括就把苏轼的诗籍整理出来,断章取义,添油加醋,再呈给皇上。内容广到整理、注释苏轼一百多首诗词,例如苏轼《咏桧》中歌咏桧树道:“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蜇龙知”,沈括注释道:“皇帝如飞龙在天,苏轼却要向九泉之下寻蜇龙,不臣莫过于此!”
这就是沈括被后人诟病的“告密事件”!
王安石大概也没有想到沈括居然会以这样的方式来找茬,要知道在赵宋,那是不以言获罪的,官员敢当面与皇帝争执,甚至因为皇帝的独断专行,要求辞官,更有甚者连死都不怕,直接在朝堂上与皇帝叫板!最着名的俞古痛骂宋光宗荒淫无度和宋理宗被大臣比作商纣王。
光宗自继位以来,“宴游无度,声乐无绝,昼日不足,继之以夜”,私生活不检点。
一位叫做俞古的太学生,因见天有异象,便上书皇帝,以非常严厉的语气斥骂宋光宗荒淫,造成天出异象。光宗震怒,下了一道圣旨,要将他抓起来流放方州郡,由地方官吏管束。
但群臣坚决不同意,称“言事无罪”,俞古上奏的是朝廷之事。光宗只好将对俞古的处罚改为“送秀州听读”,即送到秀州的学校,在官方监护下继续读书。
一位叫王伯大的士大夫对理宗说:“今天下大势如江河之决,日趋日下而不可挽。陛下亲政,五年于兹,盛德大业未能着见于天下,而招天下之谤议者,何其籍籍而未已也?议逸欲之害德,则天下将以陛下为商纣。”就差直接说宋理宗是商纣、周幽那样的荒淫之君、亡国之君了。
沈括大概也是想以这样荒唐的举动来向新党表明,你们安排的任务我做了,至于皇帝怎么看,那就是皇帝的事了。
在不以言获罪的赵宋,宋神宗看完诗稿后根本不为所动,觉得这不过就是寻常的诗歌而已,哪有沈括所说的诽谤和批评啊!
苏东坡也没放在心上,甚至还在写给刘恕的信上,自嘲道:“不忧进了也。”意思是不愁没有人把我的作品进呈御览了。
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但是五年之后,王安石罢相,新党后继无人,这件事又被新党重新挖了出来,效仿沈括,把苏轼的《杭州纪事诗》曲解得神鬼共怒。比如苏轼说:“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他们认定苏轼是在指责兴修水利的这项措施简直一塌糊涂。苏轼说:“岂是闻韶忘解味,迩来三月食无盐”,很明显,这是他在讽刺禁止人民卖盐。最终,这些人认定,苏轼不仅与政策对着干,而且讥讽皇上,罪大恶极,应该处死刑。
这就是着名的“乌台诗案”,也是较早的文字狱,这在不以言获罪的赵宋实属罕见,也由此可见新旧两党的党争到了何种惨烈的地步,要知道以言获罪是把双刃剑,你在对付别人的时候,别人也能用同样的理由对付你,若是有可能,大概新党也不愿意打开这潘多拉的魔盒吧!
如果说就是这样,沈括也算是为新党立过功的,现在新党得势,梁师成又怎么敢报复沈括?难道就不怕新党随之而来的报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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