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侄崇祯，打造大明日不落 第718章 生员的出路，乡约制度

    上次专门统计过，如今全大明的生员，高达58万之多。

    其中浙江、南直隶的生员，更是达到46万的恐怖数字。

    “数量如此庞大的生员，最终能够做官的，又有几人？”

    云逍看着众多士子，联想到《儒林外史》中的范进，不由得感慨万千。

    后世形容高考为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大明的科举，比高考又何止严酷百倍？

    范进中举后疯掉，被世人人嘲笑。

    可真正处于这种环境，又有几人笑得出来？

    且不说别人，在场的顾炎武、陈子龙等人，以及这次没来的黄宗羲，个个都是名留千古的奇才。

    可他们全都科举落榜，难以进入仕途。

    顾炎武的好友归庄，正是因为屡考不中，最终年纪轻轻就抑郁而终。

    顾炎武等人因为身逢乱世，最终绽放出各自的光华，为后人所知。

    那数十万生员呢？

    生员们看不到前途，整天又无所事事。

    受聘当教书先生、师爷、医者，这些都还遵循孔孟之道，保持着士人的傲然风骨。

    然而多数人却是沦为贪官污吏、富绅豪强的帮忙、帮闲，甚至是帮凶。

    自己成为祸害一方的地痞恶霸，也是十分常见。

    江南赫赫有名的蓝袍大王了解一下？

    因为生员（主要指秀才）穿蓝袍，戴方巾，蓝袍，就是秀才的身份象征。

    此时，江南的秀才们经常靠着打官司赚钱，其一呼则数十成群，经常多人出动，强府县以理处法外不可从之事。

    秀才有功名在身，官府很难追责，拿他们没有办法，于是“蓝袍大王”之号兴。

    甚至百姓在打架斗殴的时候，经常用“我雇秀才打你”来威胁别人。

    “生员成为危害地方的毒瘤，根源在于朝廷对基层管控削弱，只能任由他们胡作作为。”

    “生员问题，不仅只是他们是地方‘三大害’之一，同时也是我大明巨大的人才浪费。”

    “十年寒窗苦读，最终却对国家没有任何用处，反倒成了国家的祸患，国家之不幸，更是生员们的大不幸！”

    云逍说着说着，痛心疾首。

    对于那些为非作歹的生员，顾炎武等士子既是痛恨，又是惋惜。

    “县之下设置乡，不光解决了相当一部分生员的出路，还让大明的读书人有了为国为民效力的机会，可谓是两全其美，利国利民，云真人为朝廷，也为地方解决了一个大难题！”

    李标捋着胡须，连声赞叹。

    陈子龙等人满心都是敬佩。

    原来云真人在去年统计生员状况的时候，就已经想到了解决生员问题的办法！

    未雨绸缪，老成谋国。

    生员这一顽疾解决了，还充分利用了废物人才，实了地方行政力量。

    简直是神来之笔！

    “事情不会那么简单。”

    云逍一点都没飘。

    很多生员自恃身份，不屑于自降身份去乡里任职。

    另外大多数生员都是读书读坏了脑子，除了读书，啥事都不会说的是大明生员，才不是后世的某些宝宝。

    还有很多生员此时已经坏透了，把他们弄到乡公所，反倒给他们创造了欺压小民的机会。

    不过也不要紧，凡事都会有一个过程。

    朝廷政策上进行引导，再出台一系列的激励措施，再加上理念的不断改变，迟早会引到正道上来。

    云逍继续说道：“乡级的行政机构，采取官治，而村级，则是实行自治。”

    官府管理延伸到村一级，这不可能实现。

    并且云逍也不希望，官府把百姓当牛羊一样约束着。

    蹲地吃饭要罚款，家中碗筷不洗要罚款，庭院做饭要办证云真人能办这事？

    怎么自治？

    很简单，乡约制度！

    由地方乡绅、族人、乡民，自发组织成乡约。

    城市取坊里相近者，或一村，或一族为一约。

    由乡民推举德高望重之人，来担任约正、约副。

    村民自愿入约，接受乡约的约束，承担相应的义务和接受约正的惩戒。

    每月定期召开一次全约会议。

    除了宣讲律法、道德之外，公开各人的善恶实迹，并分别记录在劝善薄和纠恶薄之内。

    同约成员凡有危险疑难之处，皆须由约正及其同约成员一同帮助解决，不能坐视不管，否则罪坐约正等人。

    另外有斗殴等民事纠纷，也要由约正出面调解。

    不遵守约正裁决并且屡教不改者，约正率领同约成员报告官府处置。

    大明的乡村自治，是不是很完美？

    其实这并非是云逍的首创，前人提出了相关的理论，并做出过很多尝试。

    乡约制度起源于宋朝。

    万历年间，吕坤撰写了《乡甲约》一书，将乡约和保甲纳入了同一个组织综合治理。

    王守仁的《南赣乡约》，刘宗周的《乡保事宜》，都是关于乡约制度的。

    只可惜这些乡约制度只在少数州县实行，没能在全国予以推广。

    不过由此可以看出，大明的政治环境，绝非是后来螨清污蔑的那样暗无天日。

    大明到中后期，基层的政治其实十分开明。

    嘉靖年间的泰州学派弟子、一代大侠何心隐，主张打破社会等级，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

    何心隐认为大明已经烂透了，决定自己搞一个，于是在家乡成立了一个叫聚合堂的自治机构。

    聚合堂将全村的人进行合族居住。

    不只是简单的住在一起，老人放在一起奉养，幼儿放在一起养育，少年放在一起读书，妇女放在一起纺织，男丁放在一起耕种。

    所有的财产，包括田产充公，集体吃饭，集体住宿，税收以全村为单位缴纳。

    （后来何心隐因为公然武力抗税，加上闹得太出圈，被张居正当做白.莲教给杀了。）

    由聚合堂能想到什么？

    连这都能在大明出现，可见大明的政治生态。

    也正是有这样的政治土壤，才会出现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这样的思想家。

    如果不是螨清入关，假以时日，大明的乡村会普遍实行‘民治’（真正意义上的民治，不是宗族管理的那一套）。

    后来螨清倒是推行了乡约制度。

    只不过是阉割版的，主要用于宣讲圣谕，愚弄百姓，与‘民治’、‘众治’没有一毛钱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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