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收复台湾：你所不知道的台湾历史 第三章:血脉难断——台湾沦陷三十八年*2

    2，亮剑“海上马车夫”——郑家海商集团争锋荷兰

    毫不夸张的说，台湾的开发，肇始于颜思齐，但繁荣，却来自于郑芝龙。他不但亲手造就了一个初步繁荣的台湾，更将这群离乡背井的流浪者们，锤炼成敢与海上马车夫荷兰争雄的铁血海军。

    如果论资排辈的话，颜思齐死后，怎么着也是轮不到郑芝龙接班的。他年龄最小，是年只有二十二岁。有一个说法是，在颜思齐下葬之日，众人都想接班，争执不下时，颜思齐的生前老弟兄杨天生想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在颜思齐的坟头插一把剑，众位兄弟轮流拜祭，谁拜祭的时候宝剑跳出来，谁就是颜思齐的接班人。结果轮到郑芝龙拜祭的时候，忽见寒光闪过，宝剑喷薄而出。于是顺理成章，郑芝龙众望所归的接班了。

    这个说法虽有神话色彩，却也有其道理，所谓“宝剑”，在中国传统的说法里，往往代表一个人用兵的才能。而郑芝龙在这方面的素质，却决定了他的接班众望所归——善打海战。连横的《台湾通史》里说他“陆梁海上，官军莫能挡。”此时邻居荷兰人虎视眈眈，内忧外患，也只有这样的人物，才能接得了颜思齐的班。后来那支威震东亚海洋的郑家水师，也正是从此开始。

    作为颜思齐的接班人，身为颜思齐结拜兄弟的郑芝龙，和颜思齐有很多相同点，比如他也是从小好舞枪弄棒，尤其一手剑术，在当时颇有威名。不过不同点更多，比如比起颜思齐为了避祸当海盗，他当海盗很主动，他是福建南安人，原名郑一官，字飞黄，“芝龙”是后来改的名。虽然他出生在一个小官家庭，他的父亲郑士表还曾做过福建泉州知府蔡善继的库吏，但自小家道就中落了，为了生计，十七岁开始就跟随舅舅黄程出去做海盗。比起颜思齐来，他更多才多艺，比如外语水平好，什么样难懂的外语，到他这里都变得非常轻松，跟着舅舅去东南亚做生意，一路上把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全学会了。至*战的本事，那更像是无师自通的天赋，基本是一点就通。不过他和颜思齐最大的不同点，恐怕就是性格。

    颜思齐为人，是典型的豪杰脾气，到哪里都是大哥范，举手投足透着派头，待人接物慷慨豪爽。属于那种天生做大侠的人。相比之下，郑芝龙就八面玲珑的多了，他最大的特点就是会来事，比如当年跟着舅舅出去做生意，走到哪里都混了个脸熟，不管是葡萄牙人还是荷兰人，见了几次面就跟他称兄道弟。对长辈更是孝敬的好，他舅舅安排他去日本投奔当时日本最大的华商李旦。作为日本华商的领袖，李旦一向牛气哄哄，没什么人能入他的法眼，但郑芝龙一去，立刻就把李旦给迷住了，怎么看都觉得这小伙子顺眼，顺眼了没多久就干脆提出来：小伙子给我当儿子吧。放在别人身上，这么大的事情，怎么着也要和家里人商量一下，可郑芝龙二话不说，当场扑通下跪：父亲大人在上，请受孩儿一拜。在日本混了这么久，感情生活更没耽误，去当地大户田川氏家拜会，一来二去就和人家家里闺女勾搭上了，没多久就有了儿子郑成功。除此以外，他还和德川幕府的退休将军德川光秀成了死党。在日本的生活工作，可谓是爱情事业双丰收。

    这样的“双丰收”，却也折射出了郑芝龙的真性情，他本身就是个花花公子，场面上的事那是相当的有经验，混的好也就不奇怪了。但是另一些事，却也注释了他的命运。比如认李旦当爹，连眼皮子都不眨。外加当年混东南亚的时候，为了讨洋人欢心，人家让他信天主教，他二话不说就信了。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心机深不可测，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人。

    而这时候的台湾，以及万千流民，需要的也就是他这种人。

    在颜思齐去世初期，当时台湾屯垦移民们的状况很不好，不少人担心荷兰人突然打过来，甚至扔下土地跑回大陆，而有关台湾人要趁火打劫的流言也满天飞。关键时刻，郑芝龙火速出手，杀了传谣者多人，稳住了局势，也体现出他狠辣果决的一面。等到局势稳定下来后，他开始对颜思齐集团内部进行整顿。颜思齐在的时候，这伙人都是各有各的势力，属于拼凑起来的乌合之众，但郑芝龙认定，这样是不对的，要有战斗力，就必须听指挥。他开始在海盗集团里进行“体制改革”。设立监军，监守，参谋等职，给麾下弟兄们封官的同时，也牢牢的把住了这支海盗团伙的大权，从这时候起，这支团伙才真正姓郑了。

    好运气来了挡都挡不住，正当郑芝龙在台湾大展拳脚的时候，他的义父李旦去世了，按说“丧父之痛”不是好事，但李旦临终留下遗嘱，把自己的船队和部下，统统交给郑芝龙继承，对于此时百废待兴的台湾来说，此举真是雪中送炭。郑芝龙把这群人尽数带到了台湾，除了有上千劳动力外，还有数百艘火力精良的战舰。这份“彩头”来的确实及时。

    然而“姓郑”之后的郑芝龙，面对的却是一个极其困难的局面，他所盘踞的台湾岛，依然处在夹缝生存的状态里。身边就是强大的荷兰人，西边还有明朝政府的围剿，外加屯垦初期，百废待兴，经济来源困难。里里外外都是一片烂摊子。

    而郑芝龙也找到了生存的首要事情：建立一支纵横中国沿海，所向无敌的强大海军。

    郑芝龙擅长带兵，这是他一直以来的优点，个中原因除了天赋外，应该还有他在荷兰军中的历练，在荷兰军队攻打澎湖的战斗中，郑芝龙就曾做过荷兰人的翻译官，荷兰海军的坚船利炮，战术特点，他是耳闻目睹。也正是因为有这个交情，所以郑芝龙接班后，荷兰人并没有趁人之危攻打他，反而主动修好。但郑芝龙知道，利益面前，最靠不住的就是人情，翻脸往往比翻书还快，要不想让对方翻脸，就要强大。

    郑芝龙的建军步骤，是从他著名的“十八芝”开始的，他从福建等地招募了郑明，杨耿，陈辉，郑彩等部将，引其为亲信，编成十八个先锋军团，他也把名字改成叫“郑芝龙”。一个“芝”字，把他与这支精锐水师的命运，从此紧紧拴在了一起。和以往历代中国海军比起来，郑芝龙的这支水军，可谓是极其强大的一支。他的火炮广泛配备了当时西方最先进的“开花炮”，即明朝人所说的“红衣大炮”。当年曾参加澎湖之战的福建水师总兵俞咨皋曾评价说，郑芝龙的水师，船只“则皆制自外番（指红夷），艨艟高大坚致”“铳炮一发，数十里当之立碎。”为了打造这样一支水师，郑芝龙煞费苦心，多次派人绘制荷兰，葡萄牙人船只图纸，打造仿制，并礼聘各类火器制造技师，他的麾下，有来自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的各国兵器工匠，在今天台湾的北港地带，有他最早建立的兵工厂。“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他没说，却最早做了。

    这样的水师，只有技术和人才自然不够，更重要的是要拿钱砸。早期“接班”的郑芝龙，在财政方面困难是非常大的，虽然他和荷兰人有老关系，也是贸易伙伴，但对这个邻居，一开始荷兰人并未太重视，不重视的好处，就是没有对他太多提防，坏处就是，他起初并不是荷兰人的主要贸易伙伴。当时荷兰人收购中国的丝绸，生丝，瓷器这类高价货物，主要是通过另一大海商头目许心素，作为和李旦齐名的海商大佬，许心素在明朝天启年间一度炙手可热，他不但在沿海有着广泛的贸易人脉，更重要的是他已经接受了明王朝的招安，成了福建总兵俞咨皋的重要幕僚，他是当时整个东南沿海唯一一个和荷兰人有合法贸易权的商人，这种半官半商的身份自然更吸引荷兰人。双方的贸易往来十分频繁，尤其是在荷兰人占领台湾后，许心素一度垄断着对台湾荷兰人的“独家供货权”。他每次供应给荷兰人的生丝，通常在200担以上，每担价格高达142两。如此暴利自然让人眼红。对此郑芝龙的应对很简单，你既然“认”许心素，那我就灭了许心素。从接班颜思齐开始，郑芝龙就不断的开始侵扰福建沿海，偏偏这时候的明朝，也无意中给郑芝龙“帮了忙”。在天启四年（1624年）的澎湖海战后，明王朝错误的撤掉了澎湖地区的防务，甚至裁撤沿海水师，防线全面内缩，当时的明朝兵部尚书冯家会脑袋里全无海防意识，竟然认为沿海战火四起的根由，是因为贸易繁荣，导致“奸民”和“海贼”相互勾结。外加此时明王朝国库空虚，和北方女真族后金政权作战军费开支激增，也实在没有办法支持沿海防务了。结果从天启四年（1624年）至天启七年（1627年），中国浙江，福建沿海狼烟滚滚，活动在福建沿海的，有杨六，蔡三，钟六等多家海匪，随便一股势力，就足够让明王朝焦头烂额。这样的大好机会，郑芝龙自然要凑一把热闹。

    从接班开始，郑芝龙就一直在伺机骚扰福建沿海，既为了敛财也为了练兵。更重要的是，许心素之所以混的风生水起，归根结底，因为他是俞咨皋的幕僚，痛打俞咨皋，也就削弱了许心素。郑芝龙最早还是小规模骚扰，明朝天启七年（1627年）三月，羽翼初丰的郑芝龙开始了大举入寇，他率领百余艘战舰，悍然攻击明王朝海防重地铜山所，继而又攻击中前卫，以“朝廷”自居的明朝海军，居然吓得闭门不出，得意洋洋的郑芝龙，甚至在中前卫大肆“叫阵”，嚷嚷着要取许心素等人的人头。见明朝政府毫无反应，郑芝龙干脆在福建沿海来了次“环海游”，一路上凡是看到的兵船民船，一律当场击沉烧毁。郑芝龙没想到的是，他这一闹居然“超额完成任务”，连福建总兵俞咨皋也因此下课，被逮捕到京城治罪，许心素自然也因此失势，最终被郑芝龙擒杀。这位啸傲一时的海商巨寇，至此彻底被郑芝龙取代。

    许心素的从衰亡到覆灭，使郑芝龙一步步扩大了自己的势力，他之所以如此顺利，同样也因为他开辟了第二战场——对日贸易。虽然自己这拨人马，当年是因为得罪了日本幕府逃出来的，但郑芝龙毕竟在日本人脉广泛，外加对华贸易的巨大利润，结果郑芝龙不但修复了和日本的关系，而且双方通商不断。这个过程一直延续到了后来郑成功家族在台湾建立政权的时代。这时期日本政局的变动，也帮了郑芝龙的忙，从明朝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开始，日本因为国内天主教势力的膨胀，对天主教以及信奉天主教的国家采取了敌视态度，就在颜思齐去世的那一年，日本政府正式下令，禁止葡萄牙，西班牙等国家来日贸易，明朝天启六年（1626年），日本又下令在日的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尽数离开。而信奉基督教的荷兰人，反而因此渔翁得利，大大扩展了与日本的贸易，同样获利的还有郑芝龙，因他与日本的特殊关系，贸易份额也大大扩张，而他与荷兰人之间的海上战争，也同样日益迫近。

    从明朝天启五年（1625年）郑芝龙接班起，至明朝崇祯元年（1628年），这支新兴的海商力量以台湾为基地，迅速的崛起强大起来，俨然成为明王朝东南沿海的又一大患。然而明王朝也很快发现，这个“大患”有时候却很不正常，不正常的不像个海盗。

    比如海盗的主要工作——打劫，郑芝龙当然也没少做，但比起颜思齐的时代，郑芝龙很注意“工作方法”，不像以前那样逮谁抢谁，相反订下了规矩，如果遇到读书人，是不能抢人家的钱的，如果遇到穷人，不但不能抢人家钱，还要给人家钱。而如果深入到大陆去抢劫的话，更不能烧房子，*掳掠，否则严惩不贷，一来二去，把他手下的海盗们搞的很郁闷，这不让抢那不让抢，我们吃谁去啊。而明朝的驻军更郁闷：海盗的纪律比政府军还好，那咱俩谁像海盗？

    虽然海盗们不理解，但是郑芝龙的苦心还是得到了回报，比如他每次深入内陆抢劫，以前是谁见了谁躲，现在却有了群众基础，沿途的穷人瞧见了，反而很高兴的给他去做向导。甚至还有当地的读书人，编诗歌来称赞他。而更让明王朝官民大跌眼镜的是，郑芝龙这个海盗还特别热衷于“公益事业”，除了抢劫之外还喜欢献爱心。这些年福建连年灾荒，饥民遍野，郑芝龙经常携带满船粮食，来到沿海地区施粥赈济，当然，也没少了趁机招兵买马。

    而让称雄东亚海洋的荷兰人最揪心的是，这个曾经是他们小弟的郑芝龙，此时已经初步建成一支强大的海军了。

    在荷兰人殖民亚洲的各种官方记录里，谈到郑芝龙，许多当时的荷兰军官都曾经赞不绝口，在他们眼里，郑芝龙是一个随和，谦虚，与人为善的人。见人都是一幅笑脸，特别是他接班的早期，有一段日子，碰上途经台湾海峡的荷兰船只，他都会主动凑上去嘘寒问暖，很热情。

    但很热情的背后，却是很阴坏。一开始的时候，还只是瞅机会打荷兰人一记闷棍，比如经常派遣一些船只，打着别家海盗的旗号，打劫落单的荷兰商船。后来就开始明目张胆的挂自己旗号同荷兰人开战，从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三月铜山之战后，郑芝龙胆气更壮了，原先是不管谁家的船只都打劫，这时候开始只朝荷兰人开炮。长长的台湾海峡上，遍布着郑芝龙的船队，昔日强大的荷兰舰队，这会开始遇到敌手了。在荷兰人的资料中，留下了这样的话：“一官（郑芝龙）在台湾始终与我们友好相处，平等相待，但最终在海上不加区别的对所有船只予以拦截。”

    按照荷兰人的脾气，碰到这种人，自然灭了没商量，何况郑芝龙在台湾的大本营，就在荷兰人的身边，要打是很容易的。但这时候的荷兰人发现：郑芝龙已经成了气候，动不了了。

    郑芝龙是明朝天启五年（1625年）接班的，但是到了明朝天启七年（1627年）的时候，他其实已经拥有了近千艘大小战舰，这样的规模，荷兰人原本是不太在意的，但真正让荷兰人在意的，是郑芝龙水师的战斗力，他的战船不止是购买或缴获来的，更有自己制造的，在造船工艺上，他积极吸取荷兰人的工艺经验，开发新型战船。当时他的战船，已经有了载炮三十门的火炮战舰，看着数量不多，但是这种战船的火炮，大多都是重型火炮。杀伤力非常强。在郑芝龙的治下，还有完备的军火生产线，在他的地盘上，已经有了专门生产火器的兵工厂，在武器装备上实现了自力更生。这个在荷兰人眼皮子底下崛起的对手，此时终于已经成了荷兰人的大患了。

    如果仅仅是军事实力强大，荷兰人还不是很惊慌，更让荷兰人惊讶的是郑芝龙对台湾的开发，这时期郑芝龙的主要工作，就是不断从福建沿海往台湾迁人，自颜思齐时*始的台湾开发移民潮，被郑芝龙延续并发展了起来。郑芝龙在台湾的总部，位于安平城，即今天的台南市，以此为中心，散布着上万大陆移民，他们多是郑芝龙趁福建灾荒的机会招募的难民，在当地耕种土地，向郑芝龙缴纳租税。特别是在闽浙连年饥荒的局面下，郑芝龙竟然能够自掏腰包，赈济内地灾民，足见其强大的经济储备。

    荷兰人自然是容不得郑芝龙这么嚣张的，他们巴不得郑芝龙赶紧从台湾离开，这恰好是荷兰人在台湾南部步步扩张的时期，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郑芝龙和荷兰人的第一次海战，爆发在明朝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当时郑芝龙正率军侵扰福建沿海，背后却突然被荷兰人捅了刀子，在福建铜山发生激战，结果，郑芝龙第一次向荷兰人展示了郑家水师的强大战斗力。荷兰舰队一艘战舰被击沉，一艘战舰被俘虏，偷鸡不成反而蚀把米。

    荷兰人偷鸡不成蚀把米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被惹恼了的郑芝龙，在之后一年里，基本没让荷兰人消停，他的战船遍布在台湾海峡的水域里，只要是看到荷兰战舰，就猛揍没商量，比起明朝政府军往往用人海战术取胜，郑芝龙这边，一两艘战舰，就敢于向装备精良的荷兰战舰发起攻击。从明朝天启七年（1627年）到明朝天启八年（1628年），这一年里，荷兰人仅被击沉的商船数量，就有十艘之多，还有多艘军舰被俘。打到最后，如荷兰驻台湾总督揆一的回忆：“我们都不敢在中国沿海露面，否则就会成为一官（郑芝龙）的俘虏。”

    郑芝龙接班后的台湾岛，几乎就是这么让荷兰人头疼的，这时候台湾岛经济迅速发展，郑芝龙治下的百姓安居乐业，更有丰厚的粮食储备，强大的军队，此消彼长之下，反而是荷兰人的处境越来越困难了。按照之前和荷兰人画地为牢的协议，郑芝龙占有农业区，而荷兰人占有森林高山，但这样的结果，就是荷兰人的粮食，需要总部的补给，郑芝龙的海上剿杀政策，让荷兰人吃饭都困难，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恐怕卷铺盖走人的，肯定是荷兰人了。

    正当荷兰人在焦头烂额中度过了明朝天启七年（1627年）时，到了次年，却突然传来一个惊人的消息：郑芝龙走了。

    所谓走了，就是离开台湾，带走了他精心打造的那支强大水师，外加几乎所有的军事装备，留在台湾的，只有那些肥沃的良田，屯垦的百姓，繁荣的村庄，一切一切，都成了留给荷兰人的礼物。没有打败仗，没有天灾人祸，竟然他就这么放弃了？

    很快荷兰人就弄清楚放弃的原因了：郑芝龙当官了。

    和颜思齐的理想一样，郑芝龙也有着相同的愿望，但是实现这个理想的办法，却比颜思齐更加简单直接：废那个劲干啥，直接当官不就完了吗？

    郑芝龙想当官，可以说做梦都想，他本来就是官宦子弟，没饭吃才出来做海盗的，即使做海盗，也没改了他官家公子的做派。从接班颜思齐第一天起，郑芝龙就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比如之前的“抢劫纪律”，那是为了树立好形象。除此以外，郑芝龙还曾经多次向明王朝示好，包括在福建饥荒的时候，主动安排流民去台湾，以减轻政府负担，并自己承担相关费用，还曾经在和明军作战的时候，故意不追杀败逃的明军，抓到的俘虏也全部放回，一切都是为了在明朝政府里“争取好印象”。甚至有一次，他活捉了明朝游记卢玉英，反而请卢玉英回去转告闽浙总督熊文灿：如果肯接纳他郑芝龙投降的话，他愿意誓死效力，让东南半壁江山从此高枕无忧。

    一来二去，郑芝龙的态度也让明王朝动了心。早在明朝天启七年（1627年）的时候，明王朝的泉州巡海道蔡善继就曾招抚郑芝龙，但这位蔡大人态度太过傲慢，在见面的时候要求郑芝龙下跪，这当然惹怒了郑芝龙，这次招抚遂告吹。到了次年，闽浙总督熊文灿亲自招抚，郑芝龙在得到了熊文灿不会拆分他军队，削弱他势力的保证后，最终同意招安，受封为明王朝的“五省游击将军”。这是郑芝龙告别海贼身份，正式成为明朝朝廷命官的开始。在接受招安后，郑芝龙将其驻扎在台湾的三万军队和上千战舰统统带到了福建，如此一来，正掀起开发热潮的台湾岛，就只剩下了少数郑芝龙的旧部，以及大批平民百姓，俨然成了荷兰人眼里的肥肉。放着肥肉不吃，自然不是荷兰人的风格，郑芝龙离开之后，荷兰人逐渐吞并了郑芝龙的地盘，开始了残酷的殖民统治。

    郑芝龙在接受招安后，也没忘了老朋友荷兰人，就在崇祯元年（1628年），新官上任三把火的郑芝龙，第一把火就烧向了荷兰人，他与荷兰人签订了一项沿海贸易协定，规定了荷兰人来华贸易的次数，船只吨位，交易规模，向自己所缴纳税金，既维护了海疆平安，又趁机发了笔私财，可谓工作生意两不耽误。他的第二把火，则烧向了自己的住房问题，他在晋江安海镇建了自己的豪华府邸。这座占地138亩的豪宅，与其说是住宅，不如说更像一座碉堡，不但有奢侈的装修，更有精良的火枪火炮和严密的防御，可见是既享受生活。又狡兔三窟。

    郑芝龙的这些所作所为，如果用四个字来概括的话，就是商人本性，作为强大的明郑水师的缔造者，郑芝龙确实是这个时代中国最杰出的海军统帅，但他最大的缺点，恐怕就是“利令智昏”四个字，他始终是一个不择手段的人，为了做官，可以扔下跟随他来台湾屯垦的百姓，为了上位，可以当场认爹，改宗教信仰。他所作的一切，无不是利益至上。他的成功来自于此，他最后的悲剧，却也亦然。

    补充说一句，在郑芝龙接受招安，离开台湾岛的早期，他的据点台南地区，一度还是在他的控制之下的，当地的百姓照样要向他缴纳租税，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他的儿子郑成功接班后，但毕竟鞭长莫及，回迁大陆的郑芝龙，渐渐将自己的力量转移到福建地区，台湾本岛越发的顾不得了。荷兰人这才步步为营，在之后的多年里一步步吞并了郑芝龙的土地。

    但郑芝龙一定没有意识到，无论他接受招安，抛弃台湾是对是错，从他受封为五省游击将军的那一天起，他已经做到了他的诸多前辈，乃至前代诸多商人们做梦都想，却不可能做到的事：他以一个商人的身份，成为明王朝的“朝廷命官”，担负起了国家的守土之责，这不止是一个政治问题，更是一个社会制度演进的重大突破。

    拜两千年中国封建社会重农抑商思想所赐，长期以来，商人在中国封建社会中的位置，都是非常尴尬的，虽然“富可敌国”的说法，多用来形容某些富商，但是“富”或许可以做到，“敌国”基本就是做梦，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一个富商，可以做到能够抗衡国家的力量。尤其在大一统的社会上，有钱的私商，往往更可能成为肥猪，国家没油水的时候，想刮你一刀就刮你一刀。放在明朝，因富招祸的商人，有了沈万三这么个典型，大家也就夹着尾巴做人了。

    但郑芝龙却开了一个先河，以一个商人的身份，成为明王朝的朝廷命官。这不稀罕。但稀罕的是，他带着一支名义上属于国家，其实却只听命于他一个人的部队，不是土军阀，而是完完全全由海商势力所组成的军队。对于明末中国封建社会的壁垒来说，郑芝龙的横空出世，更像是一种体制的变异。

    如果对比一下西方殖民时代的历史，我们就更不难看出其中的意义：早期的西方国家拓展殖民地，说是政府行为，其实就是那些流窜海洋的海盗，只不过他们有西方国家政府的支持，要钱给钱要官给官，拓展海外殖民地，对于西方国家来说，是一种经济行为，对于那些殖民者来说，却是他们“漂白”自己身份，由匪变官的最好办法。西方数百年海外殖民历史上，因殖民战争的功勋，由土匪强盗摇身一变成为官运，甚至皇室贵族的，可谓不胜枚举。

    相比之下，中国海商就惨多了，国家不待见，管的严，勒索重，更悲惨的是没地位，老实守法的，社会地位低，出去当海盗的，在国家眼里更是盗匪，加官进爵甚至当贵族，基本都是痴人说梦。从封建制度的演进看，东西方最大的不同在于，中国新兴的商人团体，包括海商势力，基本没有纳入到国家正常的行政，体系中，对于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封建帝国来说，他们大多数时间都是浮游体。按照政治学的原理说，这样的国家体制，自然还是封闭保守，死气沉沉的。

    但郑芝龙的发迹，却捅开了这个体制的一个窟窿，甚至毫不夸张的说，至少这个封建帝国的一角，已经部分按照近代国家的发展脉络演进：新兴的海商势力，第一次以合法的身份，被纳入到国家正常的行政体系中，海商在海洋上的拓展活动，可以得到来自国家的支持。受了一二百年“夹板气”的中国海商们，这时候起终于可以挺起腰来了。

    但“挺起腰”的郑芝龙，自然是想不到这些的，说到底他还是一个生意人，所作的一切，都是为了把生意做大。在摇身一变做了官后，他依然在继续做生意，首先以政府的名义，去剿灭其他各股不听招呼的海盗，比如这时期同样活动在福建沿海的杨六，李魁奇等团伙，都被他一一剿灭，然后趁着福建灾荒的机会，继续往台湾岛移民，一边收地租一边做买卖，同时大力拓展郑家水师的活动区域，扩大控制范围，顺便也办了点私事，把仍在日本多年的儿子接回了自己身边，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郑成功。

    而对于荷兰人来说，这样的“变异”，自然是他们不愿意看到的，郑芝龙的出现，让荷兰人的海洋利益受到了巨大威胁，原先是想打谁就打谁，变成了如今小心翼翼，一不留神就要被人打。曾经畅通无阻的东亚海上航线，而今却多了一个强大的对手。一个完全可以在海洋上重创他们的对手。如此局面，荷兰人当年不能坐视，为了自己的贸易利益，他们必须要给郑芝龙一个教训。

    荷兰人筹划的这个教训，就是著名的“料罗湾海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