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收复台湾：你所不知道的台湾历史 第四章:挥师东进——明末清初的收台战争3

    3，起来，不愿做亡国奴的台湾人——郭怀一和台湾抗暴起义

    当中国大陆改朝换代，山河变色的时候，海峡对岸的台湾，却同样也不平静。

    按照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巴达维亚日志》的记录，从1644年以后，荷兰人对于中国大陆的局势，一直非常重视，东印度公司曾经计划与清王朝合作，夺取厦门，金门，澎湖等地，甚至图谋将葡萄牙人从澳门驱逐走，但终因内部意见不统一，最终未能成真。

    但对于荷兰人来说，有一点是意见统一的，那就是要利用中国内乱的机会，最大限度的攫取在台湾的利益，将台湾彻底变成荷兰的领土。

    在这一点上，荷兰人的看法，绝不是痴人说梦。自古以来，要合法占有一个国家的领土，最好的机会就是趁他内乱甚至改朝换代，这就好比是一户人家兄弟打架，做邻居的假装过来看热闹，却趁机顺便摸点东西走。道理都是一样的。荷兰人能够偷到台湾，说到底还是沾了晚明内乱的光，而在明末清初的时候，偷到台湾的他们，也期望着能把台湾变成他们的合法财产，尤其是在郑芝龙降清早期，荷兰军舰多次游走于福建沿海，企图浑水摸鱼，好在当时虽然福建战乱，但郑成功，郑鸿逵，郑彩三家力量盘踞沿海，恰好形成了一个犄角，无计可施的荷兰人，尚对当年料罗湾海战的惨烈记忆犹新，因此未敢有轻举妄动。郑鸿逵，郑彩，乃至郑成功，在早期创业时代，都和荷兰人继续着贸易往来。在郑成功以鼓浪屿为核心，拓展航线后，他与荷兰人之间的关系也一度很密切，在郑成功建立了以金门，厦门为核心的根据地后，由于清王朝的全面海禁政策，荷兰人已经无法从中国沿海得到商业好处，所以郑成功就成了他们唯一的贸易伙伴，出于经济利益，双方友好往来了很长时间，在荷兰人的相关资料里，甚至称呼郑成功为“值得尊敬的国姓爷。”

    虽然进占中国沿海无望，但对台湾本岛，荷兰人还是很想合法占有的，所以在1644年以后，荷兰人开始逐步推行强化统治的政策，除了征税，挑拨汉人和高山族内斗外，他们的另一个重要政策，就是“去中国化”。

    所谓的“去中国化”，就是在整个台湾岛上，传播以欧洲基督教文化为核心的荷兰文明，包括荷兰的语言，文字，宗教思想，动用一切手段，强迫台湾岛上的各族同胞接受荷兰奴化教育，经过几代洗脑，让他们从心里认定自己是荷兰人，完完全全忘记自己是中国人。同后来日本人在台湾做过的事情一样，荷兰人做的更早，也做的相当彻底。

    荷兰人最早的奴化教育，就是宗教思想的传播，这一点，从他们登陆台湾的早期就开始了，早在明朝崇祯三年（1630年），荷兰传教士康迪钮斯就曾致信东印度公司总部，要求东印度公司用立法的形式，规定台湾当地高山族部落必须信奉基督教。但是荷兰人担心此举会招来各族的反抗，因此暂未成行，此后多年，荷兰人大肆征服高山族部落的过程中，每次战役，都有随军的传教士参加，这些传教士通常都是“一专多能”的，打仗之前，主要做特务，混入各族部落中刺探情报，打仗的时候，主要做医生，给受伤的荷兰兵治病，打完仗以后，又摇身一变成了传教士，兼职做老师，主要工作就是诱导高山族部落信教，并且在当地讲课。从明朝崇祯十五年（1642年）荷兰人赶走西班牙人后，荷兰人开始用立法的形式，强迫当地高山族同胞信教，比如他们规定，每个部落定期都要有传教士去上课，不来听课的，就要受到一张鹿皮的罚款，但是以当时高山族同胞的生活条件，一张鹿皮可以算是天文数字了，根本不力缴纳，所以表面上自愿的信教，也就变成必须信教了。

    为了能让基督教起到奴化作用，荷兰人甚至很“大逆不道”，擅自曲解修改基督教教义，基督教里关于和平平等的东东，这些传教士们能不讲就不讲，反而加上了许多“惩罚异教徒”之类的莫须有内容，以收忽悠之效，比如每当荷兰人要征讨其他高山族部落的时候，传教士们总打着上帝的名义，在其他部落广招教友，用其他部落的力量，来替荷兰人打高山族同胞，制造的结果，就是高山族各部仇杀内斗不断，荷兰人不费吹灰之力，即巩固了他们的统治。

    随着荷兰人控制区域的扩大，人口的不断增多，先前简单的派传教士传教，显然是不够用了，荷兰人又开始规模化经营，主要的方式，就是办学校。

    荷兰在台湾岛上的第一座学校，是由传教士祐纽斯在新港设立，建于明朝崇祯七年五月(1635年)，而这里正是荷兰人最早征服的地方，之后随着荷兰人扩张范围的扩大，他们每征服一处，都会在当地设立学校，至明朝崇祯十一年（1638年）的时候，已经陆续在麻豆社，北港等地，开设了大小十一所学校，而且他们的教育成果也很显著，明朝崇祯十五年（1643年）的时候，在台湾的荷兰学校，学生的总数只有三百多人，仅仅过了七年，人数就增加到了1200多人，之所以这么显著，主要还是荷兰人的强迫政策，比如对高山族部落，他们规定凡是七岁以下儿童，必须要入学接受教育，凡是拒绝接受教育的，就要遭到罚款甚至劳役，尤危险的是，正是从崇祯十一年（1638年）开始，荷兰人陆续在台湾岛上推广荷兰语，凡是七岁以下的儿童，都必须从小学习荷兰语。按照另一个传教士范德烈的记录，当时的荷兰人，在台湾岛上的奴化教育已经取得了成果，在1659年的台湾新港地区，已经有许多人，特别是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每天穿荷兰衣服，甚至取了荷兰名字。也同样是1659年，荷兰人开始广泛在台湾岛上推广荷兰文写作，尤其是根据是年荷兰台湾总督写给东印度公司的报告称，荷兰当局对台湾岛上的高山族部落进行过全面调查，皈依基督教的人口，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六十，而尤其是最早征服的新港社地区，人口竟然高达百分之八十五。虽然台湾岛上的汉族，因为其传统文化的影响，很难立刻开展奴化教育，但是按照荷兰台湾总督在*里说的原话讲：“那是不久的将来就可以做的工作了。”

    对于台湾的归属来说，这其实才是最危险的事情，如果在这个小岛上，荷兰人成功完成他们的奴化教育，那么他们占据台湾的事实，也将彻底的板上钉钉。和中国大陆的血缘纽带，更会遭到彻底的剪断。这段时期里，明清双方忙活着改朝换代的战争，谁也没有力量顾忌台湾，在台的各族同胞遭到血腥的杀戮和压榨，台湾的归属命运，似乎正向着荷兰人期待的方向滑行着。

    然而就在这个“滑行”中，却有一个壮士挺身而出，以他的耿耿铁骨，发出了不甘做亡国奴的吼声：“然死等耳，计不如一战！”

    这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抗荷英雄：郭怀一。

    在今天的许多荷兰人的资料里，都言之凿凿的认定，郭怀一领导的台湾人民抗荷起义，是一场由郑成功精心策划的*。这么说的原因，在于郭怀一与郑家的关系。

    郭怀一是福建泉州人，也是第一批来台湾垦荒的大陆流民之一，他是在郑芝龙到达台湾后，从大陆带来的垦荒农民，早年的人生经历已不详，但在郑芝龙接班颜思齐后，他曾经做过郑芝龙的部将，跟随郑芝龙打了不少硬仗恶战，郑芝龙接受招安后，他留在了台湾岛上，继续率领流民垦荒，很快成了一方大户。除了拥有广阔的良田外，他甚至还按照荷兰法律所允许的，在许多高山族村落里包租土地，拥有投资。在当时的台湾汉人中，他属于德高望重的上层人物。

    但随着荷兰人统治的加强，即使是他这样的上层人物，也再难忍耐了。

    荷兰人与台湾汉人之间的矛盾众多，包括民族歧视，司法权力等各方面，但是最尖锐的，莫过于税收矛盾，早在郭怀一起义之前，荷兰的《热兰遮城日志》中，就记载过多起荷兰人与汉人因为税收而引发的冲突，比如1646年的日志中就曾记载：在当时的台湾农村，荷兰人只要见到中国人，就可以借着收税为名，肆意掠夺他们的财产，而1649年，荷兰人甚至可以半夜搜查中国人的家，以催缴人头税，1650年的时候，因为抗拒荷兰人下乡收税，在当时台湾一些村庄里，已经发生了反抗荷兰人*的“群体性运动”，当时新任的荷兰总督为了维持稳定，不得不做出承诺，放宽对人头税的征缴，但是到了1651年，荷兰当局又出尔反尔，将汉人该缴纳的人头税，悍然上涨百分之十七，矛盾，也就不可避免了。

    这个时候的郭怀一，他的身份是台湾士美村村长，对于人头税政策，像他这样角色的人，才是真正的有苦难言，荷兰人的缴税，主要是由各村村长代劳，一旦缴税款额不足，就要从村长的私人财产里扣除，而且这个郭怀一并不是一般的村长，早在郑芝龙时代，他就是一员猛将，如今虽说转兵为农，血性却依然不改。对于武力反抗，他自然酝酿了许久。

    而此时荷兰汉人的生存状况，也越发的艰难，其中一条，却也因台湾本土经济局面的变化，荷兰占领台湾后，蔗糖业成为台湾岛重要的出口行业，台湾岛上甘蔗园大增，但荷兰人多年的残酷压榨，却令当地从事甘蔗生产的农民贫困加剧，因为要交的税多，出产却被荷兰人压榨购买，以至于许多荷兰人的笔记里也承认，当地的中国农民穷的连鞋都穿不起。外加长久累积的种族歧视，*，反抗的烈火，也在台湾民众中间悄悄的酝酿。

    但是说说容易，真反抗却是难，为了防止台湾汉人反抗，荷兰人早就定下规矩，严禁汉人持有武器，手拿农具棍棒的汉人，去对付拥有火枪大炮的荷兰人，胜负是很容易想象的。但对于郭怀一来说，他却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他所在的村子，在荷兰重镇赤坎的旁边，况且当年跟随郑芝龙南征北战，也累积了一些统兵打仗的本事，所以郭怀一渐渐生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设计夺取赤坎城，然后利用荷兰人的武器，把荷兰人彻底赶*湾岛。

    所以利用村长的身份，郭怀一一直在四处串联，为了躲避荷兰人的耳目，他们聚会的名头，往往是借用中秋，春节等中国传统节日团拜的机会。经过反复的酝酿，公元1652年9月1日，在一次集会上，郭怀一确立了起义方针，即利用中秋节的机会，于是年9月七日，假装邀请荷兰当地长官福尔堡赴宴，趁机将其杀死，然后趁乱夺取赤坎城，进而夺取全台湾。

    如果纵观这个计划的话，可以说还是非常冒险的，但也是非常可行的，这时期荷兰人在台湾岛上的驻军并不多，维护统治，主要还是靠了几个堡垒，只要能够夺取其中之一，得到荷兰人的武器武装自己，赶走荷兰人是非常有希望的。但计划赶不上变化，郭怀一千算万算，却还是漏算了一样东西——汉奸。参加会议的各路代表中，有一位叫郭宝宇的村长，恰是荷兰人内应。会议刚开完，他就脚底抹油，火速通知了荷兰赤坎城驻军。结果，在9月2日黄昏以前，福尔堡已经完成了赤坎城的防务，命令军队进入一级战备，并搜查赤坎城内所有汉人的住宅，查找武器。眼见消息泄露的郭怀一，当机立断提前举事，9月7日深夜，郭怀一率领4000多起义军强攻赤坎城，按照荷兰人的有关记录，这支起义军的装备极其落后，不要说火器，竟然连砍刀之类的铁器都很少，他们的主要武器，就是竹矛以及铁农具，但就是这么一支军队，却差点端了荷兰人的老窝，*发生后，荷兰人惊慌失措，起义军在赤坎城内到处焚烧房屋，消灭一切可以看到的荷兰兵，但郭怀一却犯了一个大错误，他没有趁着荷兰人猝不及防的时候，火速攻占荷兰人的军火库，结果，就在这时，荷兰人火速调来了一百二十多名火枪手，密集的排枪下，起义军士兵们一排排的倒下，关键时刻，偏偏郭怀一又为了该怎么打，和助手发生了争论，他们还没争论完，荷兰人的反扑就开始了，火枪大炮的轰炸下，起义军终于不支，不得不且战且退，待到天明时分，眼看败局已定，郭怀一只得命令起义军化整为零，四下躲避。

    得胜的荷兰人，立刻展开了反攻倒算。比起郭怀一的优柔寡断来，荷兰人很坚决，立刻召集新港社，麻豆社等高山族部落，一道展开撒网式搜捕，特别是对每一个汉人，悬赏一匹棉布的高价。短短五天里，就从台湾各处农村搜捕到了五百多名起义者，一律被荷兰人处死。之后荷兰人得到情报，郭怀一的残部，败退到了今台湾冈山镇地带，随即集结了六百多荷兰兵前往镇压。战斗打响后，武器低劣的起义军用竹矛，农具和弓箭殊死抵抗，但无奈荷兰人的火枪大炮，一天的恶战后，领导人郭怀一壮烈牺牲。前后遇害的起义者多达两千多人，此后，荷兰人在台湾岛上大肆搜捕，先后又杀害无辜者两千六百多人，前后遇害的汉人，竟高达近五千人。值得一提的是，为了挑拨台湾岛的*，荷兰当局调动了大批高山族部落，参加对郭怀一部的镇压，但即使如此，许多起义者仍然是在高山族同胞的掩护下躲过了荷兰人的搜捕，顺利逃到福建，向远在福建的郑成功通报此事。

    荷兰大肆镇压的时候，正是郑成功抗清战争最艰苦的时段，根本无暇东顾，但即使如此，在得悉台湾岛的惨剧后，郑成功仍然悲愤异常，当时在他的辖区内，有数艘因风暴滞留的荷兰船只，郑成功命令部下向这些荷兰船只投掷石块，并高呼“荷兰狗”。但即使如此，这时候的郑成功，也只能把悲愤埋在心里。他真正开始和荷兰人翻脸，是在1655年之后，从1655年起，郑成功开始照会日本，西班牙，葡萄牙等国，严禁与荷兰通商，尤其是不得与台湾岛上的荷兰人通商，否则就将遭到郑家的惩罚性攻击。经济封锁之下，之后几年台湾本岛物价暴涨，荷兰人苦不堪言。在1658年郑成功北征南京失败后，面对越来越严峻的局面。西进台湾，也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