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之路 1.（1）

    [第2章历史机遇]

    第1节（1）

    一、历史机遇

    我从未跟外国人谈及过我的过去。你是第一个，听说你很想知道。

    ——李进，1972年8月12日

    1

    没想到我的中国之行竟然始于中美关系戏剧性逆转的1971年夏天，两个国家已经相互漠视了二十多年。

    独具匠心的冷战思维一直惧怕，独具一格的政治意识形态的中国也一直在躲避着我们。

    长期以来我们愚昧无知的政策根本无法理解中国人的“自力更生”的原则，更无法理解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怎么就可以打败像美国这样的帝国主义超级大国。

    从中国的角度看，美国政府就是一只外强中干的“纸老虎”。

    随着极具魔法的“现实主义”的诞生，美国的对华政策开始转向，并抓住了这一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

    先是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与周恩来总理的秘密谈判，紧随其后的是著名的尼克松总统北京之行。

    当我们从电视里看到这历史性的一幕时，不得不开始重新认识和评估这个对我们既充满热情但同时又充满敌意的有着超过八亿人口的大国——中国。

    逆转的速度是惊人的。当年秋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就被迎进了联合国。中国的极具文化外交技巧的手臂一下子就延伸到了美国。

    美国人民渴望了解“真正的”中国的愿望，迅速地高涨了起来。

    我便是其中最幸运的一员。

    不像许多我的同事那样，首先得赶往中国驻渥太华大使馆申请签证，我被免了这道手续。

    一直生长在冷战时期的我，早在五十年代就开始研究近代中国的社会思想史，可到了六十年代仍被这个国家拒之于国门之外，找不到亲临其境参与“学术”研究的机会。

    机会，转眼即逝。

    1971年晚秋，我有了一次去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参加现代中国研讨会的常规讲学的机会。

    当晚，我住在了一家并不显眼的酒店——罗斯福酒店。

    翌日，用过早餐，我在酒店大厅刚打开手中的《纽约时报》，眼前突然出现了一道人影，一晃而过。

    我用眼角扫描了一下，但见此人有着一张棱角分明的国字脸，身材魁梧，目光如炬，刚修剪过的短发，身着高衣领的海军蓝上衣。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个官方访美代表团被临时性地安排在了这家酒店的十四楼。而我恰巧与他们住在了同一家酒店。

    为了赶下一个约会，几分钟后我起身往电梯走去。刚上十四楼，便闻到走廊里飘散着一股淡淡的传统的中华料理的清香。

    五年前在台湾时，我早就熟悉了这种味道。

    是中国北方早餐最常食用的煎饼的味道。或许他们的茶壶此刻正舒舒服服地“躺”在酒店早已过时的散热器上吧？

    电梯门开了。

    门口出现了两名牛高马大的警察和一名身着制服的酒店服务生。

    “身份证，你的。”

    我向警官出示了自己的证件。

    “目的？”

    当我笨嘴笨舌地向他解释我是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对中国人和中国政策一样感兴趣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个中国人在门后正好奇地盯着我。

    他示意叫我过去：

    “nichilema？”（你吃了吗？）

    然后又问了我一些关于他的同胞（中国人）在美国这个城市里如何与美国人相处的问题。

    谈话中，他对我一直保持着高度的警惕。

    他消失了。

    一会儿，从门后走出一位身材消瘦身着短袖衬衫和宽松长裤的年轻人：

    “我姓刘。”

    他很有礼貌地将我让进了一间小小的房间。

    我们坐了下来。

    他给我端了杯茶，又给我上了支烟。都是中国产品。

    双方说话的语调都很快，连珠炮似地夹杂着中文、法语和英语，我们彬彬有礼地交谈起来。我们谈了中国外交政策转向的问题，也谈了两国交换留学生的问题。也许这是一个很遥远的问题。

    尽管这些问题两国政府之间的态度目前依然都很不明朗，但我俩谈得仍然十分投机。

    双方谁都没有提及“”这个名字。

    起身离开时，刘先生友善地邀请我过些时间再来。穿制服的服务生一直将送进电梯里。

    电梯下降时，他突然开口道：

    “你一定以为我是这家酒店的侍应生吧？不仅如此，我还是一名保卫人员。我是约翰？杰伊大学的一名在校大学生。如果真如你说的你是一名教授的话，那么你能帮我修改一下我的社会生态学毕业论文吗？”

    我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题。而是加快步伐离开了酒店。

    路上行人稀少。

    过了好几条街之后，才将他那略带稚嫩的声音甩在脑后。

    那次奇异的谈话，让我想起了长期以来受冷战思维的影响我们总是用被扭曲了的视角去看待。某些根深蒂固的偏见差点迫使我忘记：人的说话和行为方式也总是受偏激的意识形态的影响。

    几个星期后后，因另一个学术研讨会我又回到了纽约。

    中国人已经换到了西六街另一家酒店。他们可以更自由地与持不同政见的美国人接触。

    我决定利用会议后剩下的几个小时去回访他们。在当时，这并不是一个可以很容易作出的决定。

    我打了差不多有二十多个电话。

    其中美国移民局的一位官员甚至将我的电话接到了联合国（中华民国“台湾”）办公室。我听到电话那头有一个愤怒的男人在咆哮：

    “强盗不住在这里！”

    几经周折，终于联系上了刘先生的助手何利良先生。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权力机关驻海外首席谈判代表。他帮我联系上了黄华大使的夫人。

    回访定在了当天下午。

    谈话中，她不时变换着中文或法语（她学的专业是法语）。更多的是用法语。

    会谈中，大使馆二秘高亮先生加入了进来。

    高先生个头高大，性格豪爽，十分健谈。他只会说中文。他的博学更让我吃惊。他甚至知道我正在准备出版的一本关于中国现代女权运动的新书。并十分认同我对青春期反叛心理的论述。有一些老革命家在与人合著的《回忆录》中也常常提到我的名字。

    《红旗飘飘》第十六卷收集了一些持不同意见者发表的评论。警告读者不要被我的错误思想所迷惑。

    他们对我早期发表的一些文章也很有研究。尤其是其中的一篇《、妇女及其五四运动》。关于妇女参加社会革命的问题，我们争论的很厉害。何利良明确表示妇女应该和男人一样参加无产阶级革命斗争。

    我参加了一个考察队在亚洲和欧洲实地考察了两年。1967年秋天，回到伯克利。考察期间听到了许多关于李进的传说。更让我着迷的是，的这位名不见经传的妻子怎么一夜之间就登上了国家权力的顶峰？！我有了一种冲动，一种很强烈的冲动。很想走近她，了解她。将她的故事写下来。让更多的美国人知道她，认识她。

    我知道我的想法有多么的荒唐，而且根本不可能实现。

    1966年，中国开始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令许多中国问题专家大跌眼镜的是，一向沉默寡言几乎被所有人忽视的李进同志却冲在了这场大革命的最前沿。用她的女性的魅力征服了所有人，包括被她打倒的“敌人”。

    在旧社会，作为一名演员，她既不是一个大美人也没有什么引起轰动效应的作品。除了气质（与众不同的桀骜不驯的高雅气质）之外，大多数时间陪伴她的是孤独。她只是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中最普通的一名孤独矜寡之人。

    可是，随着她一夜之间飙升到中国政治权力的中心，有关她的各种传闻也同样与之俱增起来。尤其是有关她的电影明星时期的恋情，更是被各种别有用心的人炒作得沸沸扬扬面目全非。

    六个星期以来，我一直浸泡在这样的令人恶心的黏液之中，满眼都是脏污的文字。

    各种内容不实的报告，为李进树立起了卑劣的不公正的的国际形象。外国图书馆里，除了漏洞百出的错误文件之外，就只剩下几篇对李进同志褒贬不一的《回忆录》了。

    直到几个月之后，我有幸亲自接触到这位颇具争议的女士。

    何利良先生来电话咨询我的意见：

    “介不介意高亮以你的名义写信给北京代表处？联系去中国实地考察当代中国女性？”

    我有些喜出望外，未加思考便脱口而出：

    “当然，我一点儿也不介意！”

    我刚回到纽约宾厄姆顿国立大学讲授二十年代中国的女权运动和思想文化史。有的是时间。

    几个星期过后，高给我打来了电话。声音里带着明显的按捺不住的兴奋：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已正式发出邀请，邀请你去中国参观访问。”

    对外友协是中国政府处理与中国没有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之间的一个非官方机构。

    我是以个名义受到邀请的，在华期间的一切费用由中国政府承担。

    高告诉我，用不着再去渥太华大使馆办理申请。相关单位已经为我办好了一切手续。

    几天之后，我收到了一个褐色的牛皮信封。里面装着我的新护照。当然，已经办好了签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