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之路 4.（4）

    [第2章历史机遇]

    第4节（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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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是朱德总司令的夫人：

    康克清，朱德夫人，1911年9月7日出生在江西省万安县罗塘湾的一个贫苦渔家。

    1925年在本乡从事妇女工作。

    1926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7年任乡妇女协会常任秘书。

    1928年9月和近百名赤卫队员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上了井冈山。

    1931年加入中国。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领导人。江西万安人。她1928年上井冈山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次年与朱德结婚，1931年加入中国，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全国妇联第三届副主席，第四、五届主席，第六届名誉主席，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主席，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1911年9月7日出生在江西省万安县罗塘湾的一个贫苦渔家。少年时期，她亲身经历了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种种黑暗，接受了进步思想的影响，于1925年在本乡从事妇女工作。

    1926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7年任乡妇女协会常任秘书。大革命失败后，她革命的信念更加坚定。于1928年9月和近百名赤卫队员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上了井冈山。

    1932年在江西瑞金任红军总司令部直辖的女子义勇队队长，直属队政治指导员。

    1934年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同年10月至1936年10月，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任直属队指导员，三过草地，历尽艰辛。

    1936年任红四方面军党校总支书记。

    1937年后，历任八路军总司令部直属队组织股长、政治部主任、党总支书记，晋东南妇女救国会名誉主任，中央妇女委员会委员，解放区战时儿童保育会代主任。

    1949年出席第一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历任全国妇联第一届至第五届常委、第三届副主席、第四届主席、第六届名誉主席，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主席，中国福利会名誉主席，宋庆龄基金会主席，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会长。

    1979年主持了《婚姻法》的修改工作。她曾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席过国际保卫儿童会议和联合国妇女会议，代表中国政府签署《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

    1992年4月22日12时04分在北京逝世。

    康克清是中国第七至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康克清是中国妇女运动的卓越领导人，无产阶级革命家。她始终保持着质朴大方、和蔼和亲的形象，人们崇敬而亲昵地称她“康大姐”。她为祖国的教育和妇幼保健事业倾注了全部心血。所著《家庭教育是时代提出的新课题》，强调了家庭教育对少儿成长的重要性；撰写的《没有中国就没有中国妇女的解放》，以亲身体验阐明了自己的一贯主张：只有中国才能领导中国妇女走上解放道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解放妇女，妇女工作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进行。

    邓颖超和康克清二人都是中国妇女运动最早和最高级别的领导人。她俩同时来看我，不仅使我感到意外、惊喜，甚至可说是受宠若惊。但更多的却是感到不安，而且是一种莫名其妙的不安。

    回到酒店，我没有坐电梯，而是沿着长长的楼梯一路攀爬上去。

    进了房间第一件事就是拧开热水笼头，将自己疲乏的身体浸泡在热水里。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走出浴室时，广场依旧是灯火通明。

    那儿就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接见成千上万革命群众的地方。

    想到明天的会见，我得抓紧点儿时间先睡一觉。

    早上九点，会见准时在外交部举行。

    邓颖超、康克清和其她几位女性领导出席了此次会见。邓大姐六十开外的年纪，身材纤细。可谁也想不到的是如此柔弱的躯体里却蕴藏着无限的能量。她性格开朗大度却不失幽默。

    所有与会者都向我讲述了革命五十余年以来她们的亲身经历。

    回到北京饭店时，我头脑里已经装满了她们的传奇故事。

    生平第一次睡了一个午觉。足足睡了有两个小时。要不是于淑莲叫醒我，我恐怕还会继续睡下去。打搅别人午睡，在中国这可是一件不礼貌的事情。

    于在我耳边悄声细语道：

    “下午，有人要来看你。”

    “谁？”

    “不知道。”

    她有些暧昧地搪塞道。

    过了一会儿，她再次出现在我的房门口，正式向我下达通知：

    “请作好准备，领导要来看你。”

    接着补充道：

    “我会叫服务员准备好上好的茶叶和干净的杯子。”

    一会儿功夫，桌子上就摆放好了纸和笔记本、茶叶、矿泉水还有新鲜的水果。

    于又回来了。眼睛里放着光，显得非常激动：

    “来了。她们来了。好像李进同志也来了！”

    不一会儿，有三个人走到了我门口停了下来。她们的衣着十分简朴。苏珥薇和孙炅芸一边握着我的手一边作着自我介绍。态度和蔼可亲，一句话就能听出来，她们是受过良好教育的高级党务人员。

    我用蹩脚的中文向她们问好，没想到她俩却能说一口流利纯正的英语。而且带着明显的英国上流社会的口音。

    孙先开口：

    “听说您对李进同志的事迹很感兴趣。”

    停了停：

    “李进同志特别指示我们为您准备了一个提纲。一共四个部分。主要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

    “为什么这么急？”

    “我们也不知道。”

    她俩微笑着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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