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之路 53.（52）

    [第10章台前幕后]

    第53节（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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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后，中国电影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在众多的早期国产电影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电影《英雄儿女》。

    电影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将残酷的朝鲜战场变成了教育基础，并极大地激发了人民的爱国热情。

    《英雄儿女》是长春电影制片厂1964年摄制的一部经典电影，讲述抗美援朝时期，志愿军战士王成，王芳兄妹同上战场，王成在坚守无名高地的战斗中壮烈牺牲，王芳在政委王文清的帮助下以哥哥的精神为榜样，为战士服务，最终她和养父王复标，亲生父亲王文清在朝鲜战场上团圆了。

    片中英雄王成的形象深入人心，插曲《英雄赞歌》也流传甚广。

    这是一部优秀的军事题材影片，它描写了广大志愿军战士在朝鲜国土上的流血奋斗，并借助父子、父女、老战友之间的生死离别、劫后重逢来渲染气氛、结构故事，表现了革命事业的艰难历程。

    影片在巴金原小说的基础上，充实了王成的故事，以细腻的笔触突出了这个英雄战士的成长过程以及对其他战士的影响。

    人物关系的情感内容和炮火连天的战场气氛的营造，使影片既洋溢着革命激情，又深蕴着亲情与道德力量。

    片中昂然一曲《英雄赞歌》，通过在故事内外空间的巧妙处理，使之具有动人的魅力，从而流传甚广。

    电影《英雄儿女》讲述抗美援朝时期，志愿军某团在坚守无名高地的战斗中勇敢作战。

    刚从医院回部队的战士王成要求参战，并拿出父亲鼓励他杀敌立功的来信给张团长和王文清政委看，王文清始知王成就是自己的老战友王复标的儿子。

    在战斗中王成英勇奋战，壮烈牺牲。

    在全军开展向王成学习的运动中，王文清认出该军文工团员、王成的妹妹王芳就是自己的亲生女儿。

    原来十八年前，王文清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妻子被敌人杀害，不久他也被捕，老工人王复标收养了他的女儿王芳，此后双方失去了联系。

    王文清没有立即与王芳相认，而是帮助她完成歌颂王成的创作任务，并鼓励她以实际行动向哥哥学习。

    后来，当王芳在阵地上为炊事员演出时，敌机突然来袭，她为掩护炊事员而负伤，被送回祖国医治。

    一个月后，王复标参加慰问团赴朝慰问，王芳也伤愈归队，三人在前线团圆。王复标将真情告诉王芳，两位父亲都勉励王芳向哥哥学习，当好革命接班人。

    武堤(1920—1992)生于美国延安抗大。

    1949年调中央电影局，1953年入长影任导演。

    1955年与苏里导演《平原游击队》。同年到北京电影学院导演专修班。

    毕业后独立执导《地下尖兵》。

    1958年之后导演了《红领巾的故事》、《冰上姐妹》等。

    1964年同毛烽合作，将巴金的小说《团圆》改编为《英雄儿女》获得很大成功。

    之后他被调到文化部电影局主持艺术处工作。

    1979年导演了《山重水复》。

    不久调北影，担负起艺术创作的领导工作。

    舒笑言(1930—)黑龙江依兰人。

    1945年考入依兰成城剧团当演员，后入依兰联中师范班学习。

    1948年入东影第3期训练班。

    同年参加了新中国电影第一部长故事片《桥》的摄影工作，接着参加了故事片《无形的战线》、《马兰开花》的拍摄工作。

    1956年任摄影师。1957年拍摄了他处女作故事片《复试》。

    以后相继拍摄了《悬崖》、《心连心》、《冰上姐妹》、《花为媒》、《英雄儿女》、《青松岭》、《沙家浜》、《平原游击队》、《山村新人》等。

    1980年他兼导演(与荆杰合作)拍摄了故事片《黄英姑》。

    其中《冰上姐妹》获第2届中国电影摄影学会优秀摄影荣誉奖。

    刘世龙(1930—)安徽萧县人。

    1939年参加新四军。历任勤务员、通信员、战士、班长、排长、宣传队员、文工团员、戏战队长等。这期间，他参演了40多部出舞台剧，如《兄妹开荒》、《白毛女》等。

    1951年由解放军16军保南人民艺术学院、北京电影学校学习表演。

    1953年毕业分配到长影演员剧团任演员。主演过《英雄儿女》(饰王成)、《刘三姐》(饰阿牛)、《鸿雁》(饰李方飞)、《战洪图》(饰丁胜河)等15部影片。

    另外他还参演了多集电视剧。

    导演了电视剧《二林小传》和《追寻》等。

    王芳(刘尚娴饰)

    刘尚娴(1941—)江苏徐州人。

    1963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同年分配到八一厂演员剧团。

    毕业之际，应长影之邀参加了故事片《英雄儿女》的拍摄，饰女主角王芳，受广泛赞誉，曾获长影建厂35周年优秀影片创作者奖。

    之后她又出演了《火种》、《以祖国的名义》等十多部影片。

    并向导演方面发展，拍摄了《风雨下钟山》(副导演，获1983年文化部优秀影片奖)、《中国刑警》等影视片。

    王文清(田方饰)

    田方(1911—1974)天津人。

    1931年肄业于北平辅仁大学。

    同年进入上海天一影片公司。

    任场记兼语音教员。

    1932年在影片《飞絮》中第一次担任主角。

    1935年在新华影业公司主演《红羊豪侠传》，饰演农民领袖洪秀全。

    此间他在《壮志凌云》塑造了爱国农民田德厚的形象。

    1938年到延安，入抗军政大学。

    翌年转入鲁迅艺术学院实验剧团任艺术指导科科长兼演员，曾演出话剧《日出》、《我们的指挥部》、《带枪的人》等。

    抗战胜利后，担任东北文工一团副团长、东影厂秘书长、北影副厂长兼演员剧团团长，文化部电影局副局长等职。

    建国后，他出演了《深山里的菊花》、《风从东方来》、《革命家庭》等影片。

    在《英雄儿女》中，他成功塑造了部队领导干部的形象。

    王复标(周文彬饰)

    周文彬(1907—1981)1937年考入上海新华电影片厂演员训练班。

    1945年在华北工作。1947年后曾任上海中国电影制片二厂、香港永华电影公司演员。

    1951年任上海大光明二厂特邀演员、汉口中南军区部队艺术剧院话剧队演员。

    1953年调入东影演员剧团。曾参加译制影片数十部，并在故事片《党的女儿》、《冰上姐妹》、《铁道卫士》、《甲午风云》、《英雄儿女》、《景颇姑娘》等中扮演重要角色。

    《英雄儿女》的剧组在全国范围内挑选演员时，上海姑娘刘尚娴刚刚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只有22岁。

    一天，导演谢晋到北京电影学院选演员，正巧赶上刘尚娴实习拍《北京人》去道具库借道具，一个照面，谢晋便认定眼前这个有点羞涩的姑娘是“王芳”最合适的人选，很像武兆堤和毛烽所要找的那种女演员。

    因为擦身而过，所以连名字也没有问，他们只好挨个屋找。

    当他们走进一间女生宿舍时，看到一个姑娘正在往床上放东西。

    武兆堤和毛烽眼前一亮，谢晋也看清正是看到的那位姑娘。

    20世纪60年代，是英雄辈出的激情岁月。

    雷锋、王进喜、焦裕禄等英模人物，凭借着他们无私奉献、舍己为人、献身国家的精神感动了几代人，成为几代中国人学习的榜样。

    这其中，“做像王成一样的英雄”——似乎是看过电影《英雄儿女》的人们共同的梦想。

    笔者跟随中央电视台《电影传奇》栏目组走进影片的拍摄幕后，了解到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电影以谁的小说改编而成？

    1952年冬天，以巴金为组长的全国文联组织的赴朝创作人员换上军装，伴着“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歌声，踏上了满目疮痍的朝鲜土地。

    在朝鲜战场上，巴金同创作人员深入到志愿军中，同许多战士结下了深厚友谊。

    回国后，他写出中篇小说《团圆》，并发表在1961年8月号的《上海文学》上。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夏衍读了《团圆》后，责成长春电影制片厂将它改编成电影。

    这年夏天，导演武兆堤和编导毛烽奉命开始了将小说《团圆》改编成电影剧本的工作。

    导演武兆堤出生在美国匹兹堡，5岁时随父母回到中国。

    19岁那年他只身去了延安，成为一名文艺兵。

    在《英雄儿女》之前，他已经和苏里联合导演了著名影片《平原游击队》。

    编剧毛烽，曾经在朝鲜战场上战斗3年，是政治部的秘书，所以他格外熟悉主人公们的生活。

    在《团圆》这部小说里，主要就是写父女团圆的故事，有关王成牺牲的描述却简单得只有一句话：

    “只是王成没有能回来，他勇敢地在山头牺牲了。”

    其他的什么都没有。编剧毛烽拿过小说一看傻了眼，几乎无从下笔：

    “我说这个没办法，我没那个本事。”

    导演武兆堤却“威胁”他说：

    “你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上了这‘贼船’就不能下来。”

    一番话把毛烽推辞的念头给堵了回去。

    于是，我们在电影中看到，王成在那个著名的无名高地，成就了自己生命中最辉煌的时刻。

    扮演王成的演员刘世龙，9岁就跟随部队走南闯北，当过通讯员、勤务兵、文工团员，行军打仗是他这一辈子都难以磨灭的记忆。

    直到现在，70多岁的老人，“每次做梦70都还是打仗、行军”。

    刘世龙个头不高，身材不魁梧，长相也不出众，似乎真的只适合当个普通的通讯员。

    “领导说我不行，怎么演这个角色，个子这么小，王成这个人物分量这么重。”

    领导要导演武兆堤找一个个子大的、气质能撑得住场面的人，“刘世龙顶多能演一个战士。”

    而导演说：

    “我要的王成这个人物，在《英雄儿女》里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战士！”

    他始终坚持自己的想法，最终力排众议，坚决要刘世龙上了戏。

    据刘世龙回忆，在拍摄王成坚守阵地直至牺牲的那场戏时，“阵地”上不包括烟火，一共布了108个炸药点。

    刘世龙刚往阵地里钻，火一下就扑了过去，烈焰灼得他皮肤发烫，浓烟呛得他眼泪直流。

    刘世龙第一个想法就是让导演停机，可这一想法一转眼又被自己颠覆了。

    “那时候的胶片很贵，一喊停就要受损失，我想我不能喊，我要向英雄学习，反正也烧不死自己，顶多受点伤，算什么。”

    此时的刘世龙完全融入了“我是王成，王成是我”的意境中，他咬咬牙，闭上眼睛就往火堆里跑，往火堆里钻。

    第一遍跑下来，刘世龙的眉毛、鬓发都烧着了，胳膊也烧伤了，但他却毫不在意，此时此刻，他心中只有一种感受，那就是“当英雄不容易”。

    刘世龙跑了一遍又一遍，最后一共拍了4遍，才算合格。

    电影《英雄儿女》当中，抗美援朝战争中最为著名的英雄形象“王成”，其主要原型之一就是蒋庆泉。

    电影《英雄儿女》中说，

    “在中国人民志愿军里有千千万万个王成。”

    但是，在那场艰苦的战争中，只有一名战士，他的事迹直接激发人们创作了“向我开炮”的经典情节。

    1953年4月，陆军23军67师201团步行机员蒋庆泉及战友，在朝鲜石岘洞北山遭到强敌围攻。

    绝境中，他向步话机高喊“向我的碉堡顶开炮！”

    蒋庆泉的故事被23军《战地报》记者洪炉了解后，写成了通讯《顽强的声音》。

    同年7月，23军73师217团的步行机员于树昌也在战斗中呼唤炮火，与敌同归于尽。

    洪炉根据未能发表的《顽强的声音》，以于树昌为主角另写了一篇《向我开炮》。

    与洪炉相熟的总政文化部编剧毛烽，在创作电影《英雄儿女》时用“向我开炮”的情节突出了本是配角的王成，并根据另一位烈士杨根思的事迹设计了王成手持爆破筒扑向敌人的壮烈结局。

    于树昌与杨根思确已牺牲。

    但是蒋庆泉，这个最初促动洪炉写下“向我开炮”的人，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默默生活在辽西平原的乡村里。

    王芳的原型叫解秀梅，是中国人民志愿军68军202师政治部文工队的队员。

    她是我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唯一荣立一等功的女战士。

    我认识解秀梅是在1966年3月。

    当时我调到203师政治部工作。她是师政治部副主任李志华的爱人。

    一次偶然的机会，在我们副主任的家里，我看到了一张接见解秀梅的照片。

    我惊诧地问起原由。

    她的战友们骄傲地告诉我：

    这是当年解秀梅代表中国人民志愿军向献花的情景，电影《英雄儿女》中王芳就是以她为原型塑造的。

    解秀梅于1932年出生在河北省高阳县于提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里。

    家乡解放后，解秀梅积极参加本村的业余剧团。

    在演出、读报中，女英雄刘胡兰的故事深深地感染了她。

    她决心像刘胡兰那样报效祖国。

    1950年2月，她光荣地成为人民军队的一员。

    没过多久，解秀梅所在的部队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在连续18天的艰苦行军中，解秀梅背着和男同志一样重的东西跋山涉水，不仅没有掉队，还始终把身体弱的战友王喜斌的挎包和三四公斤重的米袋子放在自己的肩上。

    解秀梅边走边给战友们鼓劲。她因此被评为文工队的行军模范。

    1951年11月下旬，上级派她和文工队的几位同志代表师首长到前线慰问和护理伤员。

    在手术所的日日夜夜里，她把身心全部倾注在对伤员的护理上。

    每当伤员抬进所里，她就急忙把伤员的鞋子、袜子脱下来，然后，用双手紧捂着伤员冰冷的脚，或把伤员的脚放在自己的袖筒里取暖。

    有的伤员的脚冻得像冰溜子，袖筒里暖不过来，她就干脆把伤员的双脚放在自己的怀里。

    “情到最真已无言”，解秀梅的举动使在场的伤员们既惊讶又感动，纷纷和她握手，表达杀敌决心。

    解秀梅还和文工队的战友把英雄们不畏强敌、英勇作战、忠于祖国的事迹编成故事、快板和唱词，为大家表演、唱歌，鼓舞了大家的战斗意志。

    11月30日下午1时许，解秀梅刚从山上打柴回来，忽然来了9架敌机，疯狂地向手术所所在的村庄进行轰炸和扫射。

    当时其他伤员都转移了，唯剩下一个身负重伤的605团排长李永华还没有来得及转移。

    这时，手术所的房子全被大火包围了，敌机仍在接二连三地低空俯冲。

    解秀梅毫不犹豫地冲了进去，很快把李永华背了出来。

    刚出门外三四步，“嘭、嘭”，两个汽油弹落在手术所的房顶上。

    顿时房子被冲天大火吞没。

    火星溅了他们一身。

    解秀梅急忙扑灭了李永华身上的火焰，背起他就跑。

    这时，敌机更加疯狂起来。

    成串的炸弹惊天动地般落在他们的身前和身后。

    李永华急促地催她：

    “快放下我，赶紧隐藏，别为了我让你也负伤。”

    解秀梅说：

    “我的任务就是保护你。”

    突然，一颗炸弹从头顶上扔了下来。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解秀梅在放下李永华的同时，一骨碌又转身扑在他的身上。

    炸弹在他们身边爆炸了。

    弹片、石头、沙土满天飞扬。解秀梅的棉袄被弹片打破多处，石头把她身上崩得青一块紫一块的，胳膊也被打得鲜血直流。

    她爬起来，一看李永华一点儿也没伤着，心中有说不出的高兴。

    解秀梅立即背起他继续往山上跑，终于转移到了安全的地方。

    解秀梅这个动人的故事很快传遍了前线的每个角落。

    指战员们无不敬佩她的献身精神。

    战后，解秀梅荣立一等功，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

    1952年1月，解秀梅被光荣地选为志愿军归国代表，回到了祖国。

    5月23日，在北京怀仁堂亲切接见了志愿军归国代表团。

    解秀梅荣幸地代表全体志愿军战士向献花，并请为她签了名。

    10月25日，金日成元帅在平壤接见了解秀梅。

    解秀梅因病于1996年1月30日在河北省石家庄市逝世，安葬在双凤山革命公墓。

    在影片中，王芳得知哥哥王成壮烈牺牲后，想以歌唱的方式缅怀并寄托自己对哥哥的思念和崇拜。

    当她在创作中遇到困难时，部队首长也介入到歌曲的创作中，之后《英雄赞歌》终于在曲折中诞生。

    随着影片情节的自然发展，观众信以为真地认为“王芳”就是《英雄赞歌》的“作词、作曲”和“主唱”。

    几十年之中，她几乎完全成为这首著名歌曲的“形象代表”。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起初，导演把作词的任务交给了编剧毛烽。

    可毛烽在作词上并非如导演想像的那样得心应手。

    于是，武兆堤和作曲家刘炽一起拜访了时任吉林大学中文系主任的公木。

    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的词作者。

    公木的夫人吴翔回忆当年的情景时说，写《英雄赞歌》的时候是1962年，当时武兆堤、田方、刘炽他们三人一起来家里拜访公木，请他写歌词，被公木拒绝了。

    但实在架不住几个人反复相劝，公木终于答应下来，并以最快的速度写了4段歌词。

    拿着公木一晚上写出的歌词，刘炽却没有急着谱曲，而是拉着一伙人打扑克牌。

    打着打着，刘炽突然把牌往桌上一扔，回去了。

    他锁上门，谢绝一切打扰……《英雄赞歌》就这样诞生了，它迅速成为那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但是因为最初录音时试唱的人太多，字幕中也没有打上演唱者的名字，竟然没有多少人能够搞清楚，究竟谁是原唱。

    20世纪90年代初，《北京日报》曾刊登了一篇首钢工人寻找这首歌原唱者的稿件，可《英雄赞歌》的真正原唱、空政歌舞团的独唱演员张映哲看到报纸后，却没有出来主动“认领”。

    当时录音的人很多，直到放映《英雄儿女》时，张映哲才知道这首歌最后采用了她唱的。

    虽然影片字幕中没有自己的名字，张映哲却并没有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

    在以后的很多年里，这首赞歌陆续被更多的人重新演绎，而那优美的旋律却始终抒情动听。

    1952年初，曹禺受当时的中宣部文艺处长丁玲之托写信给家住上海的巴金，动员他参加全国文联组织的赴朝创作组，巴金征求爱妻萧珊的意见后，写信告诉曹禺表示同意去朝鲜。

    经过一个多月的学习和行前准备，3月初以巴金任组长的17名创作人员开始了从未经历过的军旅生活。

    有一次，巴金同创作组的白朗、逯斐、菡子、伊明去战地采访，由于敌机狂轰滥炸，汽车只能改成晚上出发。

    为了防止暴露目标，汽车熄着灯在伸手不见五指的盘山公路上爬行着。

    在同对面来车交会时，因避让不及，巴金他们坐的车翻入了路旁的小沟里，所幸大伙都没伤着，但车却摔坏了，满身泥水的巴金和大家冒雨跋涉才赶到了目的地。

    每次外出，巴金都是一路走，一路把所见所闻、所思所想用笔认真地记录下来。

    影片连环画

    在朝鲜，他先后写下了《生活在英雄们的中间》、《英雄的故事》、《会见彭司令员》等文章。

    身在异国他乡的巴金，每次听到或看到打胜仗的消息就写信告诉萧珊，让她也分享自己的一份喜悦。

    他在不断地积累着创作素材，为将来能写好战争题材小说打下坚实的基础。

    给巴金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在志愿军某团六连生活的两个多月。

    1952年10月，六连在开城保卫战中担任攻打“红山包”主攻任务。

    在连长、指导员先后负伤后，副指导员赵先友指挥全连坚守阵地，最后只剩下赵先友和通讯员刘顺武两人了。

    赵先友用步话机向团长报告：敌人已冲上我军阵地，要求炮兵直接向自己阵地射击，并大声喊：“向我开炮！”阵地被夺回来了，但赵先友和刘顺武却壮烈牺牲了。

    战斗胜利后，巴金到六连所在团采访，团长张振川向巴金详细介绍了战斗经过和赵先友烈士的英雄事迹，巴金听后非常感动。

    1961年，巴金经过了七八年的沉淀，终于写出了不朽名著《团圆》。

    小说《团圆》搬上银幕小说刊出后，引起了茅盾、夏衍、荒煤的关注，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夏衍读过《团圆》后，就责成长春电影制片厂将它改编成电影。

    当长春电影制片厂领导接到文化部下达的任务后，深感此事责任重大，经研究决定，将这一重任交给了著名导演武兆堤。

    武兆堤看完小说后感到这是一个好本子，但要把这部不到三万字的小说改编成电影那决非是一件容易的事。

    此时，武兆堤想到了抗大时期的同学、时任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傅钟将军的秘书———毛烽。

    毛烽十四岁就参加了革命工作，在朝鲜战场上生活了五六年。

    武兆堤就是认准了毛烽有与小说中同样的军旅生涯的经历，待他风尘仆仆地赶到北京，把小说《团圆》看了一遍后，他感动了，决定和武兆堤一起把它改编成电影剧本。

    经过二十多天的奋战，《英雄儿女》的剧本终于在北戴河诞生了。

    很快，剧本转到了文化部，夏衍指示电影局主管领导：

    “重点拍好这部电影，胶片要用从英国进口的！”

    同时，剧本也送到了在上海的巴金手中，巴金看过后也表示同意将它拍成电影。

    接着，导演武兆堤为物色演员忙着奔波，他同毛烽不仅走访了在北京的文艺团体，同时也走遍了军队的总政、空政、海政、铁道兵、工程兵等歌舞团，但始终没找到“王芳”的合适人选。

    正犯愁时，导演谢晋带来了一个喜讯。

    原来，谢晋在电影学院办完事出大门时，迎面看见一位手提东西的姑娘从外面返回，凭着多年执导的直觉，他脑中立刻闪现出：

    “她不就是武兆堤要找的‘王芳’吗？”

    谢晋马上来到毛烽的住处，进门便说：

    “‘王芳’找到了！”

    毛烽和武兆堤听了二话没说就跟着谢晋直往电影学院跑去。

    因谢晋同那姑娘只是擦肩而过，连她的名字也没来得及问，他们三个只得挨着寝室逐个找“王芳”。

    当他们走进一间女寝室时，发现一位姑娘正在往床上放东西，谢晋眼睛一亮，她正是刚才在大门口见到的那位姑娘。

    经询问，这位姑娘名叫刘尚娴，上海人，刚从电影学院毕业，三人向刘尚娴说明了来意，她听了也欣喜不已。

    见过人后，还得看她的演技。

    正巧，刘尚娴正在曹禺的《北京人》中演一个小媳妇，毛烽和武兆堤连续四天来看她的演出，他俩发现刘尚娴的表演技能和她的气质、外形都与剧本中的王芳很相似。

    于是，就决定让她担纲主演“王芳”这一角色。

    随后又从长影厂选中了刘世龙演“王成”，“王文清”和“王复标”分别由著名老演员田方、文斌扮演。

    1964年，由小说《团圆》改编成电影的《英雄儿女》在全国放映后引起了极大的轰动，“烽烟滚滚唱英雄”的歌声很快传遍大江南北，连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总理也在百忙中抽出时间观看了这部电影。

    一天晚上，当时在文化部和中国作协任职的刘白羽接到了周总理打来的电话，周总理说：

    “我想作家一定要到火热的斗争中去，你们不都是到了火热斗争中才写出了新的作品吗？巴金带了个头，他抗美援朝，深入生活很好嘛！写出《英雄儿女》那样好的作品。”

    巴金（1904年11月25日-2005年10月17日)，原名李尧棠，字芾甘（fei，取自“蔽芾甘棠”），汉族，四川成都人，祖籍浙江嘉兴。

    现代文学家、出版家、翻译家。同时也被誉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是20世纪中国杰出的文学大师、中国当代文坛的巨匠。著书颇丰，代表作品《家》、《春》、《秋》。

    巴金被认为代表着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的良心，巴金晚年提议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和文化大革命博物馆。

    巴金代表作有“激流三部曲”：《家》《春》《秋》。“爱情三部曲”：《雾》《雨》《电》。散文集《随想录》。现代文学家，翻译家，出版家，“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中国现代文坛的巨匠。

    巴金1927年完成第一部中篇小说《灭亡》，1929年在《小说月报》发表后引起强烈反响。主要作品有《死去的太阳》《新生》《砂丁》《萌芽》和著名的《激流三部曲》1931年在《时报》上连载著名的长篇小说《爱情三部曲》。

    其中《家》是作者的代表作，也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卓越的作品之一。巴金被人们称为世纪老人。

    没有人不记得英雄王成这句紧迫而决然的呼喊，相信也没有人会不同意把“向我开炮！”列为抗美援朝电影中最经典的台词。

    英雄是这样的人，“他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英雄儿女》中另一句堪称经典的台词。)

    当他毅然地决定毁灭自己的时候，人性在涅槃中变成了神性。

    他在喊出这句话的同时为我们树立了一个神圣的标尺，令我们崇敬，令我们在神圣的光辉中自惭以及自省。陪同我一起观看了这部电影。

    小礼堂里只有寥寥可数的几个人。

    其实用不着翻译，我也能看懂故事情节。只是不明白为什么要请我这个美国人看这种中队与美军作战的电影？

    或许她是想通过我的嘴教育当代的美国青年：

    “前车可鉴！”？

    散场时，我无意中瞥见摘下了眼镜。

    她在擦拭眼泪。

    动情地说了一句话：

    “作为文化部副部长，周扬还是做了一些事情的。”

    让我半天没回过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