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悠五千年 第二十三节伊尹死亡的真相

    《竹书纪年》是春秋时期晋国史官和战国时期魏国史官所作的一部编年体通史，亦称《汲冢纪年》。

    在此，诚挚感谢一位盗墓贼，他的名字叫不准。这个名字读起来很有趣。但你肯定读错了，不是读[buzhun]，而是读否彪[foubiāo]。

    在中国盗墓史上，不准知名度很高。因为，是他，在西晋咸宁五年（279年）盗了魏襄王的墓，并在里面发现了散落的一堆竹简。这便是千古奇书——《竹书纪年》。

    可惜他并不明白这些竹简的价值，因此，当他进入漆黑的墓室，火把燃尽时，他便捡起墓道里的竹简烧起来“照明”。

    此后，西晋政府组织了一批文化界名人，对剩下散在地上未被烧光的大批竹简进行整理、解读。后人称这些被抢救出来的竹简为《汲冢书》。这些竹简，又被后人整理为《古本竹书纪年》，它比司马迁著的《史记》成书时间还要早二百年。

    书中记录了从夏朝到魏襄王之间的重要历史事件，且书中的许多记载都和甲骨文、青铜铭文、秦简相吻合，可见，此书对研究先秦史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竹书纪年》对史学界的震撼，在于它所纪录的史料与《史记》等传统史书所描述的不单只内容不同，而且价值取向相异。竹书纪年描述了从夏朝到战国时期历代所发生的血腥政变和军事冲突，其中关于“尧舜禹的夺位而非禅让”、“夏启杀伯益”、“太甲杀伊尹”等记载，都与《史记》有极大差异。

    那么《竹书纪年》与《史记》所记载的史事，谁的真实性更高？

    论年代，《竹书纪年》更为久远，编于春秋战国时期晋国、魏国，是中国古代唯一留存的、未经秦火的编年通史。它的历史价值和社会价值皆在古代经史之上。

    竹书纪年的内容有与《史记》记载有不同之处。

    如《竹书纪年》中记载商代国王祖乙为商中宗，而《史记·殷本纪》则记载太戊为商中宗。孰是孰非？历代研究者当然更信任《史记》。然而，直至近代甲骨文重见天日，从中见到“中宗祖乙”的称谓，方知《竹书纪年》一书记录才是正确的。

    《竹书纪年》又说，商王朝自盘庚迁殷后，经过273年被周朝所灭；而《史记》记录为773年。两相对照，《史记》中的记录整整多了五百年。经过考证，《古本竹书纪年》是正确的。

    可见，《竹书纪年》的史料价值甚高。可惜它在西晋时代出土，此时司马迁已死370年，因此无法从中取得宝贵参考。

    然而，《竹书纪年》说“伊尹放太甲”是自立为天子，以后太甲潜出桐宫，杀了伊尹。这个说法是否可信呢？

    如据《帝王世纪》一书中记载，答案是否定的。《帝王世纪》载：太甲死后，伊尹辅佐他的儿子沃丁即位，八年后，伊尹方才死去。沃丁则“以天子礼葬之”，还作了一篇文献《沃丁》来赞颂伊尹的功德。

    而在《史记》中，则有另一记载：伊尹死后，太庚、小甲、雍己、太戊几代商王都任用他的儿子伊陟为相，伊尹的另一个儿子伊奋也在商朝官居要职。

    如果，伊尹因篡位被杀，他的后代为何在商朝混得如此发达？

    而最有力的证据则是甲骨文的出土，在出土的商代卜辞中，屡见致祭伊尹的记载，他的地位很受尊崇，介于商代先王与先公之间，而且还有将成汤与伊尹一并祭祀的卜辞。

    可见《竹书纪年》中也有不实之词，太甲杀伊尹一说纯属后人附会。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因为古本《竹书纪年》不符合儒家经义，早在理学盛行的宋朝就已经散佚，现代能看到的都是清人和今人的辑本，其中必经后人的篡改，所以，其中产生谬误也在所难免了。

    至此，伊尹死亡的真相可以揭晓了，他不仅生前显赫，而且确实得以善终。

    在历代权臣中，无疑伊尹是最为成功者，因为他不仅成功地辅佐了帝王，更是成功的教训了帝王，而且还可以成功地全身而退，最牛的是，他死后竟然成功地获得了帝王家族世代隆重祭祀。

    若从权力的角度来说，中国历代可与伊尹相提并论的人物并不多，而且他们的结局都不如伊尹完美。今举霍光、诸葛亮、张居正、多尔衮为例。

    霍光，名将霍去病之弟，武帝托孤大臣，先后辅佐武帝、昭帝、废帝、宣帝四个皇帝。

    期间，他曾主持废立昌邑王，并从民间迎接武帝曾孙刘病已（后改名刘询）继承帝位，这就是汉宣帝。因为霍光效法伊尹，行废立天子之事，所以后人将他俩合称为“伊霍”。

    在霍光的辅佐之下，大汉出现了昭宣盛世。

    然而，霍光地位高、权力大，引起了汉宣帝的忌惮。某次祭祀，霍光与宣帝同乘一辆车，宣帝非常紧张，感到如同有细小的芒刺扎在背上一样不舒服（原文是“若有芒刺在背”）。

    霍光生前功高震主，死后第二年，汉宣帝以霍家欲谋反为名，将其灭族。

    再谈诸葛亮。刘备死时，给儿子刘禅留下遗诏，叮嘱刘禅：“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此时刘禅是年已经17岁。

    遵照其父的嘱咐，刘禅事事依靠诸葛亮，“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刘禅成了名副其实的傀儡皇帝。

    但刘禅与诸葛亮之间的矛盾却并未公开化，一方面刘禅需要诸葛亮为之支撑大局，另一方面因诸葛亮大权在握，刘禅畏惧有加，也只好听之任之了。

    然而，在诸葛亮去世后，各地官员纷纷上表，要求为他建立祠庙时，刘禅却断然否决了。直到诸葛亮去世二十九年后，刘禅在群臣的一再要求下，才同意在沔阳（今陕西省勉县）为诸葛亮立庙。

    勉强建庙，却不建在成都，而是建在了离成都千里之遥的沔阳，个中意味可想而知。

    明代万历朝的权臣张居正的命运则更让人扼腕叹息。

    他贵为首辅，兼任帝师。张居正以严师对待学生的态度对待十岁的小皇帝朱翊钧。平时，如果小皇帝背着张居正做了越制出轨的事，大太监冯保就会吓唬他：“让张先生知道了，看你怎么办？”权势之大，可见一斑。

    张居正大权在握，得以大刀阔斧地推行万历新政，使本已气息奄奄、病入膏肓的明王朝迅速恢复了生气。

    但是，万历十年，张居正一死，亲政的万历皇帝迅速对张居正进行无情的清算。

    首先将张府抄家，张府人口，一些老弱妇孺因为来不及退出，被封闭于张府，饿死十余口，张居正80岁的老母还是在新任首辅请求下才留有一所空宅和10顷田地，连张居正本人也险遭开棺鞭尸。

    这位权臣，恐怕生前绝对不能想到，死后竟然会遭到一手扶持的神宗如此无情的惩处。

    朱翊钧这种一百八十度的态度转变是他长久处于张居正约束下的发泄。

    最后再来谈一谈清代的摄政王多尔衮。

    清太宗皇太极死后，多尔衮以辅政王身份辅佐皇太极第九子福临即帝位，称摄政王；顺治元年（1644年）指挥清军入关，清朝入主中原，先后封叔父摄政王、皇叔父摄政王、皇父摄政王。如果没有多尔衮，清便难以入主中原，统一全国，顺治也不可能成为大清第一帝，因此他可称的上是清开国的第一大功臣。

    然而仅在多尔衮死去两个月后，即1651年二月，顺治便宣布多尔衮十大罪状，剥夺多尔衮的封号，并毁墓掘尸。痛恨程度，由此可见。

    越是长得高大的树木，越要埋下头来，而不至于被风吹折。越是才华出众，越是要谨慎地处理同上级领导的关系。目中无人，骄傲自大，往往会给自己带来诸多不利。

    一个人一旦达到权力的顶峰，人性的一切缺点便容易暴露无遗。

    但威望权势，只能皇帝一人独有，作为一个臣僚，如享有威望，掌握权柄，久不归政，很少能逃脱恶运。

    因为在帝王眼里，人只有两种，一种是绝对顺从的工具，一种是不能顺从的敌人。

    在独裁社会，一个人要想发挥自身才干，就必须把才性和奴性完美地结合起来。没有奴性的人才，和没有才能的奴才，同样都是可抛弃的。

    明白此理后，我们就不必感慨帝王的刻薄寡恩了。

    伊尹能够有如此美好的结局，确实让人意想不到。他或许就是传说中拥有超级智慧的大神，或许他是一位超级幸运星，才得以遇到了两位不爱秋后算账的帝王——太甲、沃丁。

    伊尹的故事结束了，但留给后人的经验教训却有很多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