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晔被孔熙先带到了沟里,终于再分辨不清黑白曲直,因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身为《后汉书》的作者,东汉那么多宫廷内外的勾心斗角,范晔如数家珍,说起来还是有一定政治能力的,遗憾的是遇到了孔熙先,不幸堕入迷局之中。
范晔刚出道时,担任过刘义康的王府助理官,因特例独行,目无尊卑,触怒了刘义康,而遭贬谪。
所以当孔熙先说要尊奉刘义康时,范晔其实是不为所动的,但当提到敏感的家族问题,范晔到底精神失守了。
谢综的父亲谢述,也就是范晔的姐夫,深受刘义康的厚待,谢述的弟弟谢约,还娶了刘义康的女儿,谢综甚至在刘义康倒台之后,还担任刘义康的机要军事参议官。
孔熙先与刘义康秘密取得联系之后,刘义康死灰般的内心瞬间就有了生机,让谢综从豫章返回建康,传达了对范晔的歉意,希望消除昔日的不愉快,同心协力地做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
范晔想到朝中诸臣的嘴脸,心下一横,反就反!
大将军府秘书长仲承祖,建康市长徐湛之,道士法略,尼姑法静,法静的妹夫、禁卫军军官许曜,都和刘义康的关系不错,先后加入进来,于是一场政变悄然酝酿起来。
孔熙先是个十足的愤青,暗中让人调查平时不喜欢的人,列了一个黑名单,准备夺得大权后,全部进行诛杀。
为了师出有名,孔熙先还让弟弟孔休先撰写了起事当天用的文告,宣称:“叛徒赵伯符(时任领军将军,是刘义隆的表叔),罪大恶极,率军冒犯皇上,大祸延及储君,徐湛之和范晔,不顾性命危险,挥刀奋战,斩赵伯符和他的党羽,现在派护军将军臧质,携带皇帝印信,前往迎接彭城王登极。”
这是典型的拉虎皮作大旗,孔熙先只是个小人物,但把这几位推到前台,影响力可就大多了。
徐湛之和臧质都是皇亲国戚,范晔则是朝中炙手可热的红人。
但为了谨慎起见,孔熙先认为这种事必须要以刘义康的名义才更有号召力,于是让范晔模仿刘义康的笔迹,给徐湛之写了封信,信中说是要让他肃清皇帝左右的恶人。与事人等,都以这封信宣示立场,以免误伤和走露风声。
谁又能料到看似缜密的计划,最后会崩溃的那样快。
445年9月16日,刘义隆在武帐冈(建康广莫门外的宣武场)摆下筵席,为衡阳王刘义季饯行。
离开皇宫时,刘义隆吩咐儿子们不要吃饭,等到武帐冈参加宴会时再一起进餐,可是宴会布置得有点繁琐,下午两三点钟了,还没有开饭,皇子们无不饿得肚子咕咕叫。
刘义隆借机对他们说:“你们从小就生在富足家庭,看不见人民的贫困,现在让你们感受一下饥饿的痛苦,才知道节约俭朴,爱惜物力。”
但大家也就听听笑笑罢了,只是晚吃会饭而已,谁能想那么深远?
刘义隆尴尬地进行失败的家庭教育时,许曜就站在旁边担任侍卫,把佩刀微微拔出刀鞘,向远处的范晔使个眼色,示意他把握此时的机会,立刻行动。
可是范晔本不是真心造反,看着刘义隆与儿子们其乐融融的场面,如何肯下手,而且他也不是身材健硕的型男,只是个五短身材的猥琐大叔,亲身涉险也是办不到的。
许曜当然也不敢做出头鸟,如果真的要为刘义康殉道,也不必示意范晔,直接自己动手岂不更方便。
时间过得很快,宴会结束之后,徐湛之已获悉了许曜的动作,担心消息已经泄露,索性把所有阴谋和盘托出,提早与孔熙先他们划清界线。
刘义隆听完有些将信将疑,让徐湛之搜集证据,徐湛之便把政变文告和参加的名单,一一呈报,刘义隆瞬间火冒三丈,让有关单位彻查此事。
当天夜里,范晔就被传唤入宫,软禁在藩属事务部。
孔熙先兄弟则直接被捕入狱,在一番逼问下,他们对罪行供认不讳,并指认范晔是背后主谋。
范晔自觉冤枉,所以开始拒不认罪,直到刘义隆把他的手书拿了出来,范晔顿时万念俱灰。
第二天,范晔也被押往监狱。
按范晔的预期,当天他就会被处死,但刘义隆要彻查此事,所以一连二十几天都没有动静,范晔又燃起一线希望。
监狱的看守故意戏弄他说:“外面谣传,总管可能会判无期。”
范晔刚听说时,惊喜交加,但很快就意识到只是一句玩笑。
12月11日,范晔、谢综、孔熙先,以及他们的儿子弟弟、同党,全都伏诛。
行刑前,范晔的母亲也赶到了刑场,悲愤地斥责范晔,拍打他的脖颈,范晔强忍一口气,不动声色,接着妹妹和姬妾们也来送行,范晔终于哭了出来,声音之大,直冲霄汉。
一代史学大家就这样离开了人世,他在狱中时还念念不忘编写的《后汉书》,给外甥侄子写信说:“《赞》是我的文思精华,没有一个字没有用处,这部书流行之后,理当有知音。自古以来,内容这么庞大,思考这么缜密,还从没有过!”
性命危在旦夕,还对自己的作品这么上心,着实苦涩。
并非是他自负,《后汉书》的的确确是史学佳作,且名言警句颇多,诸如疾风知劲草、有志者事竟成、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穷当益坚老当益壮、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等等等等。
臧质是臧熹的儿子,也就是刘裕的侄子,与刘义隆是表兄弟,徐湛之是刘义隆的侄子,所以二人都平安无事。
唯独范晔这个名副其实的局外人,偏偏成了谋反的罪魁祸首,稀里糊涂掉了脑袋。
两晋南北朝时期涌现了大批文豪级人物,但在政治上最得意的莫过范晔,而死得最离奇荒唐的也非他莫属。
在他之后的人暂且不说,之前比较知名的像干宝(代表作《晋纪》《搜神记》)、陶潜(《归园田居》《归去来兮辞》),二人官位都没有范晔的高,陶潜甚至以“不为五斗米折腰”为由,借山隐居,但他和干宝都得以善终,且在民间的口碑很好。
当然无论范晔的遭遇有多不堪,丝毫不影响《后汉书》在史学界的地位,单凭这一作品,范晔也足以名垂青史。
与其说谋反,不说是几个闲得蛋疼的人集体自杀,这些人死后,刘义康的心情当真是瞬间降到冰点。
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主谋,但既成了乱臣贼子打出的旗号,总是要为此付出代价,有关单位奏请削除刘义康的爵位,逮捕交付司法部定罪。
12月13日,刘义隆下诏:“剥夺刘义康及其儿女的所有封爵,全家贬为平民,注销皇家户籍,押解安成郡软禁看管,由宁朔将军沈邵为安成郡长,率军防守。”
沈邵是刘裕时代的名将沈林子的长子,与其弟沈璞,同受刘义隆的宠信,是此时吴兴沈氏的代表人物。
刘义康在安成无事可做,只有读书度日,当读到西汉淮南王刘长的事迹,不禁放下书本,叹息说:“原来古时候就有这种事,我竟不知道,弄到今天这个地步,也是应该。”
读史使人明智,因为历史上有很多值得后人借鉴的事件,当理清了其中的来龙去脉和黑白曲直,总是对当下的作为大有裨益。
刘义康的话未必出自本尊,但毕竟发人深省。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