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师长范哈儿 第三百六十六节 意见稿

    第三百六十六节 意见稿

    战后对日处理问题，直到范哈儿亲自与会，并且指出同样的问题后，中国代表团的胡适等人，才开始认真研究这个问题。

    不是他们懒，之前不愿意思考，而是之前的中日战事，让国人根本看不到获胜的希望，当然也就不会让这些专家学者去研究不可能的命题了。现在中日战势明显逆转，其实就算没有范哈儿的提醒，他们肯定也会开始研究怎么处理对待日本的问题了。

    其实范哈儿心中，对日本有一个最理想化的处理结果，就是让日本和印度一样**化，那样不说日本以后的稳定能持续多久，光是那种万世一系的天皇制度，却是注定要被终结了。

    可惜，日本和印度的情况还是有很大不同，印度是因为本身有很多领导者亲近**，而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又因为二战而大大削弱，有条件仅仅依靠外部的支援，就实现自身的**革命。

    但日本现在的法西斯统治极为强大，天皇制度又天生和**冲突，所以除非苏联人直接出兵打下整个日本，否则仅仅依靠外界的军事和理论支持，基本可能依靠日本国内的**力量实现国家变革。

    而要想要让苏联出兵，以现在的情况却是基本不可能。因为如今这个中国战场的重要，让罗斯福把大量本来计划援助苏联的军事物资，转移到中国战场来，这个时空的苏联因为少了大量的美援物资，而使自身的武装实力大幅削减，此时进攻德国的力度都显得有点不足，更不要说分兵进攻日本了。

    事实上，此时同盟国阵营中，和日本关系最好的，就是苏联了。因为苏联无力攻击日本，以至于更加担心日本反过来进攻，所以主动结交之下，反而稍有“资敌”的嫌疑，更是干脆以第三国际的名义，召回了日本国内的**力量，使日本国内安定了不少。

    虽然让日本赤化不可能，不过范哈儿还是尽了一下努力。

    他再次游说王维舟，让他通知**和苏联方面，希望苏联加强对日本的渗透，甚至为了表达事情的严重性，他还直接以美军可能在战后完全占领日本，利用沿海岛链和中国全面封锁苏联这样的威胁，来对他们发出警告。

    范哈儿无法知道斯大林知道这样的报告后，到底会做什么决定，但是他相信，以斯大林的为人，在知道了这样的威胁后，肯定会多少有所行动。那样，自己的目的就算是已经达成了。

    范哈儿最关注的，还是这一次的重庆国际会议。

    由于现在中**力优势已经开始显现，很多战略家都已经预见了中国的最终胜利，大家都对如何处理战后日本这一议题开始思考和关系起来，以至于在范哈儿表达了对这些国际会议的关注后，老蒋也亲自致电，并且派了张群过来亲自与会，表达对讨论结果的重视。

    相比较而言，老蒋这个正统的“国家领袖”重视，自然更让国际会议受宠若惊，学者对于讨论，也变得更加开放和严谨起来。

    在两年前1942年的太平洋国家学会会议上时，中国代表团关注的重心是如何迅速打败日本并使中国成为保证太平洋地区永久和平的主要力量。中国代表团团长施肇基在演说中指出，中国最大的希望，就是从不平等条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特别是废除列强在华之领事裁判权。中国希望在战争胜利结束后能收回那些被武力或武力威胁夺去的土地，中国渴望战后的和平与安全，中国将在战后进行大规模的建设，中国欢迎外国来华投资并在技术上给予中国帮助。

    当时胡适没有出席会议，但他在给大会提交的论文中也表达了要求归还被占领土和列强放弃在华特权的同样愿望。同时胡适还表示，中国应该被允许参与战后普遍安全计划。

    由于中国在1942年的会议上对战后世界总体局势及太平洋地区和平与安全问题缺乏一个明确而具体的表态，给人的印象似乎中国仍全神贯注于对日作战之中，无力思考战后的问题，有关战后和平计划的若干著作都出自欧美学者之手。同时，由于中国未能把她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告诉世界，关于战后世界的许多文章也未能对中国人民的和平目标和愿望给予充分的注意。

    而现在1944年重庆年会的召开，却是直接响起了范哈儿关于如何处理日本的声音。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的专家学者，当然要有所表态了。

    为了改变这一局面，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于1944年出版了由学会会员周鲠生教授所写的《赢得太平洋的和平》一书，明确中国对世界大战的诉求。胡适在为该书所写的前言中称该书“尽管不代表中国政府的观点，却是最好地反映了许多中国知识界领袖人物的要求和希望”

    周鲠生在他的著作中提出，要实现太平洋地区的永久和平，必须满足四个条件。首先，日本在战败后必须彻底解除武装；其次，中国与其他列强的关系必须有一个基本的重新调整；第三，太平洋地区的种族和民族问题必须公平加以解决；第四，建立一个地区性的机构以维持和平与安全。

    关于战后日本的处置问题，周鲠生认为：(一)战后日本必须从满洲完全撤军，满洲的主权自动归还中国。日本必须放弃自1894年以来所取得的土地，日本只允许保留1894年以前它拥有的土地(琉球除外)。

    (二)日本战后必须解除武装。日本的空军和海军力量应该完全消灭，现存的日本军舰和飞机都必须交给盟国。地面部队也必须严格限制其数量，只允许保留必要的维持国内秩序的力量。

    (三)日本天皇的命运应由其在战争中所处的地位和所负的责任来决定。如果天皇事实上与军事集团一起应对侵略行动负责，或者天皇事实上成为军事集团的自觉工具，那就有足够的理由废除天皇。当然，如果天皇被证明是军事寡头政治的牺牲品，或者他曾努力在战争爆发前和战争期间对军事集团所追求的侵略政策加以抑制，天皇的命运就纯粹是一种日本的内部事务，应该完全由日本人民自己来处理。

    (四)日本必须为其所实行的抢掠和侵略行径给中国带来的破坏，生命财产的损失提供充分的赔偿。特别是日本必须将其在中国东北和其它中国领土上的投资、财产交给中国，无论其属于国有还是私有。

    这些意见，也就成了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在战后日本处置及太平洋地区安全问题上的基本主张。

    不仅刊登在了书上，也同样详细呈送范哈儿和老蒋两人过目，为中国政府战后对日处理一事，提供文化界的参考意见。

    事实上，这一次会议比历史上延长了很多，它的中心议题就是战后日本的处置问题。

    与会者在战后日本解除武装、领土变更及赔偿问题上的看法大体一致。具体而言，各方达成一致之点有：(一)日本必须解除武装。日本现有的军事力量及军事工厂必须摧毁，日本的征兵制度、宪兵和秘密警察必须废除，并且这些措施必须在盟军占领的最初阶段实施。 (二)严格执行开罗会议决定，不仅剥夺日本所辖之台湾、朝鲜及其委任统治岛屿，而且琉球、千岛等地也须剥夺以作盟军之海空军战略基地。(三)朝鲜必须独立。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朝鲜有助于维护整个地区的稳定。但在朝鲜完全独立之前，朝鲜由盟军占领。

    让朝鲜独立，是开罗会议时老蒋极力争取的结果，这一次会上对《开罗宣言》中所谓的“在预定时期内”(in due course)朝鲜独立的说法进行了讨论。由于朝鲜流亡政府的代表此时就设在重庆，所以他们也派人参加了学会。朝鲜代表在会上就提出要求，希望朝鲜完全恢复主权的时间不得超过六个月。中国代表也表示，朝鲜独立的早日实现有利于整个地区的安全。在盟军占领朝鲜期间，朝鲜的内部事务应由朝鲜人自己处理。

    临时补充的第四点，却是日本必须为它的侵略行为所造成的损失给予赔偿，赔偿的大部分由光复后的土地上的日本财产充当。

    战争赔偿是国际惯例，不过此前的讨论中都没有涉及，范哈儿因为有个一战的战争赔偿先例，对于这个也不是很热衷，以至于在会上有人提议要求日本赔军费后，甚至还提了下“确实可以意思意思”，并没有想要狮子大开口狠狠宰日本人一刀。还是胡适等学者，结合史实，给他反复说明了战争胜败的惯例，明白战争赔款也是对确保胜利的一种追加，才最终明确表态支持要求战争赔偿。

    当会议讨论到天皇的处置与日本民主政治改革的方案及战后日本经济恢复之程度等问题时，与会者出现了分歧。

    关于天皇的处置与日本民主政治的改革，一种观点认为，天皇现在是并且将来仍可能是日本反动势力利用的工具。天皇制度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基础，应该加以废除。另一种观点认为，目前的天皇制度可以通过修改宪法的方式使之进化为较好的君主立宪制。

    关于日本政制的未来，一些人认为，如果一面对日本实行经济制裁，一面又试图在日本建立民主政府，这是危险的。盟国首先要做的是维持日本国内的稳定，过度执行民主改革是不合适的。一种相反的意见认为，如果开始时日本的政制只有极小的或孤立的变化，那么旧的官僚仍然会在旧的宪法下掌握权力，他们就可能很容易地阻碍进一步的政治和经济改革，并且复活军国主义。

    关于天皇本人的处置问题，有人提出在如何处置天皇的措施最终决定之前，把天皇送往中国，或者送往伦敦，让他在那里“愉快地”度过余生。当然也有人主张天皇的命运由日本人自己来决定。

    关于日本工商业之地位及日本经济恢复之程度，会上也出现了两种相反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日本被占领以后，其经济生活应允许很快恢复。对日本经济的严重压制是危险的，它将导致日本不稳定期的延长，而日本政治社会不稳定对世界的安全是一种威胁，因为繁荣且不断发展的经济会具较少的侵略性。因此日本应被给予建立最低生活水平的机会。为此，在早期就应采取措施打开日本与其它国家贸易的渠道，也就是必须给日本一个机会，建立其在世界经济中的位置。

    一位英国会员说，除非我们给日本提供更多的出口机会，日本就不可能维持其已经很低的生活水平，那种认为我们可以摧毁日本的工业，要求日本进行赔偿而日本仍能维持其生活水平的想法是不现实的。

    不过中国会员表示，日本经济的迅速恢复仍会带来危险，那样的话它会很容易再转向战争生产。安全必须建立在相当的工业生产潜力上。中国希望自己能够赢得时间以实现工业化，也即是在日本完全恢复之前实现自己的工业化。中国会员还指出，生活水平是相对的，战后日本的生活水平不应以美国或英国的生活水平为标准，而应以中国、菲律宾或印度的生活水平为标准。无论根据道德、政治还是军事的标准，中国和其他友好国家的生活水平的提高都应优先于日本。日本的恢复应视其他太平洋地区国家经济重建的需要而定。

    在这两种不同的意见中，中国与英、美代表处于对立的地位。

    出席太平洋学会新一次年会的中国代表团团长蒋梦麟把中国的立场概括为三条。

    一是完全彻底地打败日本；二是太平洋各国相互信任与合作；三是迅速把中国建成一个民主的工业化国家。

    总之，中国不希望看到日本在战后迅速恢复起来，但英美出于全球战略的考虑决定在战后扶持日本。这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英美对战后**发展的估计。

    1944初美**方的一份调查报告认为，中国**运动是国际**运动的一部分，中国**在它的整个历史时期都忠诚地支持并遵循苏联的政策。其中最重要的结论有：1. 中国**的民主是苏维埃的民主，而不是“英美意义上的民主”；2. 中国**运动是国际**运动的一部分，由莫斯科发起并领导；3. 苏俄计划在满洲、朝鲜和华北制造由俄国人主导的地区；4. 如果没有满洲和华北的自然资源，强大稳定的中国就不可能存在；5. 为了阻止满洲和华北脱离中国，中国就不能像欧洲那样分为英美军事行动区和苏联军事行动区。

    这样，美国从对抗苏联在远东的影响的目的出发，主张战胜日本后把满洲归还中国，以帮助中国获得完全的独立和统一。也正是因为这一点，美国最终决定保留日本的天皇，并帮助日本迅速恢复经济，以防止**的扩张和日本国内可能出现的革命浪潮，这样中国所希望的战后彻底打败日本并使中国迅速强大起来的愿望再度落空。

    范哈儿对于英美的背后目的，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认知。

    事实上，他在得到这次学会提供的对日处理意见时，还是感觉非常满意的。因为这份意见，几乎是史实上对日最终处理的追加，比原本时空的要严厉很多。他觉得，就算这一份协议还有所不完美，但只要严格按照上面的意见那样处理，那日本就绝对不可能在战后二三十年内就轻易翻身。

    范哈儿来达到这个世界，最大的目的就是改变中国，改变原来中国的悲惨命运。

    现在，中国的命运肯定已经被改变，但范哈儿还想让未来中国变得更美好一点，只是这一次的愿望，就不想前面那个一样坚决强硬了。

    如果能大幅削弱日本当然好，就算做不到也没关系，反正有自己的存在，有的是时间再慢慢收拾它。

    连范哈儿这样比较“极端”的反日人士，都对现在这份对日处理意见表达认可了，相对温和的蒋委员长，对于这份意见稿当然更加能够接受了。他甚至还有点担心，这样“极端”的处理结果提前公布，会不会激发日本人更加坚决的抵抗，如果那样的话，这份处理意见甚至还应该再保密一段时间。

    可惜，这是国际会议的意见稿，知道的人太多，根本不可能保密。

    当老蒋最终一字一句看完意见稿的全部内容，甚至还很是感叹的说了一句：

    “好战亡国，此后日本明治维新以来几十年的成就终将毁于一旦，日人知此，当后悔挑衅中华泱泱大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