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师长范哈儿 第二百二十六节 总结

    第二百二十六节 总结

    南京保卫战，是淞沪会战后主力部队遭受重大损失的困难情况下进行的，表示了中国政府抗战的决心。

    这次南京保卫战，就其战略设想而言，还是非常正确的，虽然初期有很大瑕疵，但是在国民政府马上更改决定的情况下，还是基本得以改正，不过就战役结果而言，南京保卫战却并不是一次非常成功的作战。

    到了现在，范哈儿觉得是时候好好总结一番这次南京保卫战的时候了。

    至于目的，自然是为他接下来准备接手南京保卫战，作一些指导思想的准备了。

    当初决定固守南京的政治因素，是因为南京是首都，为国际观瞻所系，又是孙总理的陵墓所在，不能不守，守的目的则在于提高国家与军队之地位与声誉，能多守一日，即民众多加一层光荣。

    决定固守南京的军事因素，则是为了阻止敌人迅速向我军进逼，从而赢得时间，以掩护我前方部队之休整和后方部队之集中。

    事实上，历史上的南京保卫战，政治、军事两个方面的目的均未真正达到，所以说在战役上失败了。不过如今战局有了新的变化，很明显，南京保卫战，已经成为了一面旗帜，一面将全国人民都吸引过来，进行积极抗日的旗帜。

    不论战斗的胜败结果如何，只要这次南京保卫战，能够如何老蒋设想的再打上15日，甚至哪怕是再打上10日，也足够保存下这面旗帜的精神，今后继续引导国人抗战了。

    国民政府的抗日战争总战略是“持久消耗战”，其基本要求，就是在敌强我弱而敌欲迅速击灭我军主力的情况下，避免过早决战。

    按照设想，我军将会依靠自身广阔的国土幅员和巨大的战争潜力，以空间换取时间，在逐次抗击中不断消耗敌人，同时又尽可能地保持和发展自己的军事实力，以获得持久抗战的最后胜利。

    蒋介石曾多次阐明这一战略的中心思想：“敌人的战略是速战速决，我们的战略是以持久抗战消耗敌人的力量，争取最后的胜利……我国此次抗战，其要旨在于始终保持我军之战斗力，而尽量消耗敌人的力量，使我军达到持久抵抗之目的”。

    从中日两军战后的情况看，历史上的南京保卫战没有达到尽量消耗敌人、保存自己战斗力的战略要求，相反地，国家自己的军事力量消耗过大、损失过大，更不利于持久抗战，所以实际在战略上反而是失败的。

    如今南京保卫战，很多方面仍旧照搬了历史上南京保卫战不正确的地方。历史上的失败，固然是由主、客观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但如仅就战略角度而言，则最主要的是继续淞沪会战的失误：政府统帅部在理论上已经认识到，并且在口头上一再宣称打持久消耗战、打攻势防御战，但主要决策将领囿于已经形成的军事思想和惯用战法，实际上执行的是单纯防御方针。

    而现在，很多地方依然如此，例如当日军集中兵力进攻南京时，战区在杭州方向有第10集团军，在皖南地区有第23、第11、第16、第15等集团军，最高统帅部连续下令命其一退再退，并未采取任何策应南京作战的积极措施，而令南京卫戍军困守围城、孤军奋战。假如战斗一爆发，就立即组织一部兵力向日军后方实施运动攻势作战，则南京的形势必有一定程度的缓和。现在虽然在范哈儿大肆宣扬南京保卫战的情况下，调来了大量援兵，但是这些抗日意志不坚的部队，真正在战场上起到的作用，却是并不那么明显。

    其实，此时日军的后方也相当空虚。以第10军为例，当其第18师团在誓节渡、郎溪、十字铺地区击退中**队第75军、第54军，于7日占领宣城后，全军3个师团、1个旅团全部在第一线，在其漫长的后方交通线上仅在石湾塘、宣城各留置半个步兵大队，在吴兴、泗安、广德各留置1个步兵中队。如攻击其侧背，切断其联系，日军决不会置之不顾而仍以全力进攻南京。

    再以“上海派遣军”来说，其后方情况与第10军基本相同，虽然留置于沪宁铁路线上苏、锡、常、镇的兵力比第10军多，共约1个师团，但仍有广阔的活动余地。最典型的例子，南京失守后第66军和第83军突围失散，第66军参谋处处长郭永镳在句容九华山的墓东村收容溃散的官兵，从12月14日至30日，连续在附近广大地区活动了17天，收容了包括第159师第475旅负伤的旅长林伟俦在内的官兵1300余人，然后安然转移到宁国地区，没有遇到日军。由此可见，即使在太湖以西地区，仍然是大有打运动战、游击战的回旋余地的。如果说退至杭州、皖南的部队需要整补后才能作战，那么防守南京的部队不也大部是从淞沪战场退下来急需整补的吗?关键的问题是统帅部决策集团的多数将军还没有真正找到保证实现持久消耗战略的有效作战方法。

    随着南京保卫战的进行，范哈儿已经发现了多处问题，并且坚决向武汉的最高统帅部提出，要求立刻作出行动，以使现状得以更改。

    现在第一大问题就是指挥紊乱、计划不周和准备不足。

    外围线作战阶段，就未能有效地利用吴福线和锡澄线既设国防工事，以不断消耗敌人，并争取时间完善南京防御。吴福线阵地和锡澄线阵地，和苏嘉防线一样，是由若干各自独立的水泥碉堡及掩蔽部组成，预定临使用时再构筑交通壕予以联结。为保守军事机密，碉堡大多覆有土层，作为伪装。因而对不了解工事具体位置的人来说，很难在短时间内准确地找到整个阵地的位置。在范哈儿于最高国防会议上提出启用国防过程后，统帅部虽然在淞沪会战开始时，多次责成第三战区派部队构筑各种野战工事，将阵地连接起来，甚至由最高统帅部亲自部署施工，但由于指挥体系紊乱、令出多门、互相推诿，加以部队刚刚到达就立即又被调至淞沪前线，所以尽管多次下令、多次规定期限，直到部队撤离上海，仍未真正完成全部施工，最终除了苏嘉一线，全部发挥作用外，吴福线、锡澄线，基本丝毫未作停留，就被日军攻克。

    虽然在淞沪会战一开始就于吴福线和锡澄线部署一定兵力，一面构筑、完善阵地工事，一面进行掩护淞沪战场部队转移及进入阵地准备；同时也将阵地位置图准备好，发给进入阵地部队的军、师长。可惜由于高级指挥将领未能驾驭全局、掌握关节，互不负责，竟毫无准备，且将打开工事门锁的钥匙分交各地保长掌握。

    上海以西太湖、长江间的昆山、苏州、常州地区是典型的水网地带，河渠纵横，密如蛛网，到处形成障碍。中**队开始从苏嘉线开始后撤时，由于战区统帅部下决心较迟、命令下达费时又过多，加以命令中又未明示各部队之撤退道路及开始时间，以致各部队同时拥挤于几条公路上行进。

    特别是机关、兵站、炮兵等使用的大批车辆也和步兵同时同路撤退，造成道路阻塞、秩序混乱。日军航空兵又频繁地对公路进行轰炸、扫射，部队主要靠夜间行动，这就越发增加了秩序的混乱，迟滞了转进的速度。许多单位自由行动，失去掌握，以致有些高级指挥官无兵指挥。

    第三战区下达的向吴福线阵地撤退的命令虽然相当具体，但仅对已经提前撤走的右翼作战军规定了转进道路，对左翼作战军仍未规定转进道路，也未规定各集团军行动的先后顺序及时间。而且实际上在当时的混乱情况下，许多部队未接到命令；有的虽然接到了命令，但已时过境迁，已经无法严格、准确地按照命令行动。

    撤退的各部队急于迅速脱离敌人，在进入宿营地及到达新阵地时均未派人预先进行侦察、区分，也未指定集结场所，全部停止于公路两侧等待；而在吴福线和锡澄线阵地上既找不到向导，也拿不到地图，甚至根本找不到阵地所在，而实际阵地纵深仅1000米；即使找到了阵地，由于掌握钥匙的保长多已逃走，仓促间也进不了工事。在这种情况下部队无法迅速部署、组织防御。

    日军除进行跟踪追击外，还经常以机械化部队实施超越追击；经过混乱撤退的部队，士气已远非淞沪战场战斗时可比，对翼侧威胁过于敏感，惟恐被围遭歼，日军突破一点，全线即呈动摇之势，所以准备了两三年的外围线防御阵地，实际没有起到多少的迟滞和消耗敌人作用。

    第二，在防御战斗的组织、指挥上，既未形成全纵深抗击的部署，又缺乏快速应变的准备和能力，是南京保卫战不利的主要原因。

    不论是从总的战略形势看，还是从攻守双方兵力、士气、装备等战斗力因素的对比看，南京战斗失利并不意外。但失利过早，让日军进展如此之快，却主要是指挥失当造成的。

    南京卫戍军打的是阵地防御战。按照阵地防御战的一般原则，正确地选择及形成主要防御方向和防御重点，以建成稳定性强的防御体系，是防御战斗组织、指挥者的首要任务。

    但从卫戍司令部的防御组织及战役指导看，国防委员会和唐生智等人，显然没有做到。而唯一对此有发言权的范哈儿，却也并不是精通这方面的人才，所以这些失误，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初期守城部队并不多，但就兵力部署而言，从大胜关至龙潭大约50公里的弧形外围主阵地带上，按照卫戍司令部防御命令的规定，左翼第74军和中央第66军各为20公里，右翼第83军10余公里，一线部队防守正面，每师约10公里，基本上是沿正面一线式平均配置的。

    这样一来，在战役初期，日军全力重点进攻下，外围阵地几乎就像一层薄膜一样，一触即破。即便范哈儿在南京战役开始后不久，就扩大宣传此次保卫战，但初期战役的失利，却是已经让外围阵地全面失守，而且守卫部队也伤亡惨重，整体实力大降。对后期的战役进行，产生了极为不良的影响。

    此外，就阵地编成而言，原来设计的就是以步兵营、连为单位，由第一阵地和预备阵地编成的一线式浅纵深阵地，其最大纵深(营阵地纵深)不过1000米左右。在主要防御地段上没有加强纵深以形成重点，在与复廓阵地之间约10公里的纵深地幅内，基本上也没有其他工事设施，整个防御阵地都不具备应有的弹性，不仅难以抗击攻者的连续冲击力量，而且当攻者一旦突破阵地时，就再也没有可供依托的阵地用以继续进行抗击或实施反突击。

    战场情况瞬息万变，为了保持防御的稳定性，要求防御一方必须具有快速应变能力：能迅速封闭突破口，能将深入之敌消灭于立足未稳之际，能及时填补敌人造成的阵地裂口，并能在敌人改变主攻方向时快速变更部署，组成新的防御方向等等。

    而达到要求的关键，则是掌握强有力的预备队。其编组原则，要有足够的兵力、火力，并配属一定数量的装甲兵和炮兵，能独立执行阻击或反冲击等各项战术任务，同时还要有快速机动的能力。

    掌握了这样一支预备队，才能使整个防御体系保持弹性和后劲，当防御态势发生变化时，能迅速、及时地恢复原防御态势或增强前沿的力量。

    这一点，范哈儿却是干涉成功，并且早早就和老蒋谈妥了条件，建立起这样一支预备队，由宪兵部队和战车部队组成的预备队，所有分队都分配了防守阵地的任务。因而，在情况发生突然变化时，可以采取及时、有效的措施，进行阵地支援，不用采取拆东墙补西墙的办法，仓促拼凑兵力应付了。

    如2月6日，日军第16师团前锋部队的一部分兵力于中午前后由伏牛山北侧突入第68军侧后方的孟塘、太湖山一带，卫戍司令部于14时急令防守城北的第36师抽调1个团至麒麟门附近警戒待命，当夜又令12月5日刚到龙潭、栖霞山各1个团的第2军团第41师和担任伏牛山、汤山防御的第66军各抽调一部兵力，与第36师的1个团共同组织反冲击。等到第36师的补充第2团(新兵)从北固山到达麒麟门作好一切准备时已是7日上午。此时日军主力已投入战斗，第66军汤山阵地遭到猛烈攻击，陷于苦战；第41师龙潭阵地的1个团也受到日军第16师团右翼掩护部队的进攻，均已无力抽调兵力。就在此时，由范哈儿调制的战车和宪兵部队组成的预备队，立刻赶赴支援，和第36师的1个补充团一起，完成消灭突入之敌的任务。

    又如2月9日拂晓，日军第9师因前锋部队一部兵力在击退防守红毛山阵地的教导总队第1旅的1个营后猛攻光华门，这时卫戍司令部感到情况紧急，但仓促间难以从其他阵地抽调兵力，只得令宪兵教导第2团和战车部队派兵增援。该团分守上新河及清凉山两地，临时仅以团预备队——第9连的1个加强排乘6辆江南汽车公司的公共汽车往援。由于日军主力当时正在调整部署、作总攻城垣的最后准备，才由刚撤回的第87师后续部队实施反冲击，暂时稳定了光华门的态势。

    其实，根据一般军事原则，指挥机构制定的作战指导计划必须具有弹性，防止用一种计划去应付多变的情况：要在对情况作出科学预测的基础上以一案为主，作多手准备，特别是要从最困难的情况出发，制订出若干处理方案。但从卫戍司令部的计划和参加制订人员，全战役过程都是走一步看一步，处于被动状态，防守部队本身也大多如此。

    正是在上述情况下，防御阵地仅一点突破，即导致全线瓦解。最高统帅部曾估计仅南京城垣至少亦可“固守两周以上”，但实际上却只坚持了几天。直到毕竟南京城墙，被迫进行你死我活的阵地战时，这一情况才得以改变。

    第三，战略与战役指导背离战略方针及战役实际，致使作战指挥在关节问题上犯了错误。

    国民政府统帅部的战略总方针是持久消耗战，中心思想是以空间换取时间，即“避免与敌决战”，“逐次抵抗，逐次退却”，“逐次消耗优势的敌军”，在我则“始终保持我军之战斗力”，以“掩护我们后方的准备工作，确立长期抗战的基础”。

    其中具有决定性影响的主要关节是最大限度地消耗敌人和尽可能地保存自己的力量。消耗敌人，主要是战斗组织方面的问题；保存自己力量，则主要是转进，或者说是撤退组织方面的问题。

    国民政府最高统帅的老蒋，看起来英明神武，实际也始终处于战略方针与战略企图的矛盾之中。会战之前力排众议，作出了短期固守的决策，并从主观愿望出发，预期防守1月至2月。当得知日军正在包围南京、守军有被围歼的危险时，从保存力量出发，立即下令撤退，但又不肯明确指示撤退。开始时仅让顾祝同口头转告，不得不直接下令时，又含糊其词，说“如情势不能持久时，可相机撤退”；电报发出后，次日又因为范哈儿的南京保卫战宣传运动，又有动摇，再以信函形式要求卫戍司令及副司令“仍以持久坚守为要”，希望“能多守一天就多守一天”。统帅的决心犹豫、徘徊于撤与守之间，不可能不对部队产生影响，至少在唐生智那儿，已经产生了极为重大的影响。

    自从那份坚守15天的通电抵达南京后，唐生智这个城防司令，甚至就感觉自己是真的被武汉和老蒋抛弃了，只能与南京共存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