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师长范哈儿 第二百五十三节 甘陕

    第二百五十三节  甘陕

    范哈儿在重庆待了半个月后，原本一直人在武汉前线镇守的老蒋，也终于在最高统帅部的部分文武高官的陪同下，来到了重庆。

    范哈儿和孔祥熙、何应钦以及第一夫人一起，亲自到机场迎接老蒋一行人。

    前线战事短暂平静，虽然日军还在不断调兵之中，明显准备继续侵华战争，但是中国方面，也同样没有停止向南京、太原、徐州等地的增兵行动，大量新建的师级和军级部队在简单训练后，就被派上了前线。

    不过最高统帅部经过仔细研究，加上日本内部得到的一些情报，都认为在六月份南方进入雨水普遍较多的梅雨时节后，日军不大可能再短期内继续发动强大攻势。新一轮攻击，起码也要等进入**月份，开始入秋以后才可能爆发。

    受这样的判断影响，除了前线继续高度警戒外，不少的高官和将领，都陆续来到重庆这个大后方，同时也是后方最繁华的城市，进行简短的休假，顺便也聚集在一起，对前段事件的抗战进行经验总结，同时部署下一阶段，即将展开的工作。

    在老蒋抵达重庆后，北方战场的阎锡山和李宗仁等人，也同样陆续抵达，而南方驻守广州等地的白崇禧等将领，也同样陆续搭乘西南航空公司的航班，抵达了重庆这座抗战中的繁华之都。

    老蒋在观察了聚集在重庆的各方大员后，却是对范哈儿抱怨了自己的一个不满。

    “现在各集团军主要负责人，大都派代表参加，**有两个军，为什么仍旧是周主任一个人代表参加？就算老毛不敢来重庆参加会议，他们的总司令呢？都是这么应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么？”

    听到老蒋的抱怨，范哈儿哪里会不知道，这位是想通过自己，让**派更多的代表来参加会议。

    虽然搞不清楚这个委员长打得是什么主意，但重庆好歹也是自己的地盘，自己邀请了**的代表过来，也不怕老蒋再会效仿上次扣留张学良行动一样，再将人关押了起来，所以很干脆的表示，自己会出面和**的代表商量。

    范哈儿并没有直接去见**驻国民政府中央周主任，而是通过了**驻重庆首席代表王维舟，询问了**方面的情况并对于此事的意见。

    通过了王维舟的嘴里，范哈儿也顺便了解了一下北方战事的进展。

    抗战爆发后，日本快速侵占热河、察哈尔、平、津、华北，随后就西进内蒙、绥远，与伪蒙李守信等勾结，对归绥(今呼和浩特)和包头发动攻势，以及进犯伊克昭盟，企图从北线进入我西北地区，从而严重威胁**晋绥边区及陕甘宁边区。

    1937年底，国民政府军委会即命令驻防甘肃省兰州、陇右一带的新编第一军调往陕北，东进晋绥前线迎击日寇。新一军军长邓宝珊，官兵多为陇上子弟。不久即以新一军及86师，165师合编为2工军团，邓宝珊为军团长、晋陕绥边区司令，俞方皋为参谋长。

    由于张杨二部，被战区司令阎锡山调遣驻守归绥和包头，而**与这杨虎城的关系，那绝对是非常合拍，所以两边在利益一致的情况下，几方一见面，就立刻走在了一起，连同邓宝珊的部队，组成了亲密无间的联盟。

    三方合作，在1938年初，邓部组成伊东游击纵队，在黄河沿岸及包绥路沿线展开对敌作战，先后袭敌百余战，并攻克伊盟东北的达拉特旗，俘获降日的蒙古康王及伪官兵多人，迫使日寇东逃。

    随后由**和张杨部、邓宝珊部组成的守军，连续对日军和伪军组成的进犯军队作出了强力反击，在太原战事不顺利的情况下，归绥等地的战事，却是一直非常顺利。

    这样的战绩，不仅保护了**的陕甘宁根据地，同样保护了太原会战的进行，使阎锡山的压力大减，从而几次上报国民党中央，要求对于和**的关系，更加重视，最好是令其分兵增援太原。

    这个意见，明显有准备拿**当炮灰的意思，**驻中央代表周主任，立刻坚决予以拒绝。

    不过老蒋虽然没有强令第八集团军增援太原，但对于第八集团军趁着北上抗日的时机，与张杨二部合作，几乎将大半个甘肃和内蒙好几块地盘，都当成了自己新开辟的根据地，也是极为不满，几次通过周主任发出警告，同时也对甘肃作出了快速部署，以图驱逐**的力量。

    国共的矛盾，即便是在抗战中，也是大量存在的。

    王维舟在和范哈儿说起这些情况的时候，还不忘隐晦的询问他这个西南王对于国共关系的看法，以及他到底支持谁。

    对此，范哈儿立刻正面答复：

    “只要真正抗战的政党，我一定支持：只要有利于抗战的事情，我一定支持：只要你们占住了理，我也肯定支持！唉，实在是太忙了，范某人就是抽不出时间去贵党的根据地看看，呵呵……”

    范哈儿对于甘陕地区和**的重视，也毋庸置疑。

    对于甘肃和陕西，老蒋在西南被范哈儿占据了的情况下，实际也一直非常重视。国民政府为躲避日军侵略者对中国工业的摧残，准备在中国西部地区建立了新的国防工业基础，为准备和坚持长期抗战策动了巨大的工业内迁。

    这其中，一大部分被范哈儿连拉带扯的弄进了西南地区，还有一部分，却是被老蒋为了以防万一，给搞到了甘肃和陕西去。

    目的，自然是不让范哈儿一家独大，导致将来整个国家的工业基础，都被范哈儿一个人掌握。

    不过他的这番作为，其实也只是徒劳的。

    在华东繁华的工业区被日军打碎后，范哈儿本来就占了全国三成的工业力量，反而趁着抗日的扩军机会快速膨胀，此时工业数据已经远远过了全国百分之五十的比重，即便老蒋那些内迁到西北去的工业产能，能够归老蒋直接管理，也无法动摇范哈儿事实占据全国最主要工业发言权的地位。

    而且老蒋搬到西北甘陕等地的工业企业，也并不是很“安全”，在受到**实力影响下，几乎比内迁到西南范哈儿集团区域的工业力量，还要危险。

    不过老蒋也是没办法，现在他自我感觉内部有两大“毒瘤”，一个是范哈儿，还有是**。在彼此都对自己造成危险的情况下， 他也只能两方提防了。

    在将部分工业成就迁移到甘陕地区后，还立刻加大了对当地的开发。

    在抗战爆发前的战略安排中，国民政府就早将西南与西北相提并论，老蒋在和部下谈到建立后方根据地时，更是认为：

    “对倭应以长江以南与平汉线以西地区为主要阵线，而以川黔陕三省，甘滇为后方。”

    从1938年开始，国民政府所属的资源委员会、中国银行、交通部、军政部、卫生部等机构，就有计划的对甘肃工矿业进行了大规模的开发。1938年玉门油田出油有力的支援了抗战，抗战爆发后，东部路线大多陷于敌手，西部大后方的汽车运输又因沿海口岸的相继陷落失去了进口原料的渠道，在当时有“一滴汽油一滴血”之说。玉门油田的工业开发，在抗战中的中国，确实有极为重大的意义。

    在开发后没两年，原油产量就达到了4.6万吨，生产汽油180万加仑。再以后两年玉门联储的汽油都保持在200万加仑以上。1939年到抗战结束前，共实现钻井61口，产原油7866万加仑，炼产汽油1303万加仑，煤油511万加仑，柴油72万加仑，此外还有石蜡等副产品。这些数据在今天看来微不足道，可在当时却给抗战增加了巨大的物质力量。

    另外，国民政府开发西北无论从经济角度还是国防角度，还将发展交通与水利事业均为首重事务。如抗战前陇海铁路已通至宝鸡，陇海铁路局与陕西省政府于1939年开始修建咸(阳)、同(官)铁路；1937年修建甘(肃)新(疆)公路，两年后修成，同时还对西兰公路、甘青公路及其他多条公路亦进行了整修和扩修。水利方面，陕西水利在抗战期间发展速度最快，1930-1941年已完成的大型灌溉工程就有泾惠渠、渭惠渠、梅惠渠、织女渠、汉惠渠；甘肃水利建设亦完成湟惠渠、溥惠渠、永丰渠、永乐渠等23条水渠及水利工程。

    从1938年开始，国民政府所属的资源委员会、中国银行、交通部、军政部、卫生署等机构采取独资或与甘肃省政府合资的方式，对甘肃近代工矿业进行大规模的投资开发，陆续新建、扩建了27家公司和企业。

    实际上，历史上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沦陷、缅甸被占，致使西南陆路交通完全断绝。而西北地区与苏联、南亚之间的陆空运输仍畅通无阻，新疆、甘肃、陕西一线成为国际援华的重要通道。甘陕等地，确实也是中国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后方，从一点看，老蒋的重视，也是完全有道理的。

    早在1937年10月，国民政府就在兰州成立了国民党第八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辖今甘、宁、青、新四省区，蒋介石兼任司令长官，朱绍良任副长官。同月，苏联在兰州设立军事代表处、外交代表处、商务代表处，负责办理苏方实际援华工作。国民政府便于苏方联系，政府外交部在兰州设立了特派员办事处，交通部则在兰州设立了陕甘车驮运输队、西北富华公司驮运处、甘肃省驿运管理处等驿运机构，以接运苏联援华物资。1937年8月21日苏联于中国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从次年起苏联三次给中国提供4.5亿美元的贷款，供中国向苏联购买飞机、坦克、火炮、汽车等军用物资，用来抗击日本法西斯的侵略。因为当时东北、华北和东南的国际交通线都被日本封锁，所以苏联援华物资必须先运至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再通过甘肃新疆公路运抵兰州，然后才能运到全国各抗日前线。与此同时苏联还陆续派出一批军事顾问和专家，帮助中国训练中**队。

    当华东、华北、华南，加上东北都被日军占领后，西北地区外于苏联接壤，内有广阔人力、物力资源，一旦形成抗日力量，不仅与国际反法西斯战线相连接，成为抗日大后方，支援全国抗战，而且从西北出兵，可以侧击华北，切断日军东北到中原的联系，使中原日军陷入孤立。以甘陕为中心的西北，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

    同样，日本也早就看到西北重要战略地位，它们一直企图在西北扶植一个“回回国”，并且进行了大量活动。

    抗战爆发前，日本就多次派遣特务挑拨回汉关系培植汉奸势力，制定了利用回族信教群众的宗教感情和对回族上层人物的拉拢来肢解中国西北的策略。东北沦陷后，日军变本加厉采取培植汉奸势力，特别是利用蒙回藏等民族，以似是而非的“民族自决”理论，挑拨各民族间的感情，鼓动各民族之间的战争，以实现“以华制华”的故伎。然后挟其经济与政治军事力量，控制各弱小民族，以达其预定的封锁计划。

    日本的这个封锁计划是要控制东起察哈尔、绥远西至宁夏、甘肃、新疆，隔绝中苏联系，以保证主力南下后方的安全。而1936年日本已经在化德成立了“蒙古军政府”，西蒙广大地区落入日本侵略者控制。1937年一批日本间谍化装成蒙古人，潜伏于青海祁连默勒扎萨克旗，被马步芳派来的士兵捉送到兰州第八战区长官署。日本还在宁夏的北部额济纳旗设立特务机关，派遣特务潜伏于甘宁青活动，动过各种渠道于这里的回族军阀联系，企图策划他们建立“回回国”。

    抗战爆发后，日本任然没有放弃拉拢诸马的计划，1938年，日军攻入内蒙，成立所谓“回民支部”，先后两次拉拢马鸿逵，之后日军头子板垣又亲飞往阿拉善旗，邀请马鸿逵会谈。马派周百隍前往。板垣说马家几代都是清室忠臣，现在清帝在满洲复国，马鸿逵应继续为清室效力。由于马鸿逵之父马福祥以及马鸿宾之父马福禄，原随董福祥甘军参加抗击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八国联军攻打北京时日本出兵最多，马家亲族很多人在正阳门被日军打死。因此周回答“如今是家仇未报国仇未学雪，势不两立”。日军技穷，恼羞成怒，双方合作最终失败。

    其实诸马不愿与日军合作的原因，另外也有中国**在陕甘宁抗日武装力量强大，国民党政府抗日立场坚决，致使他们不敢铤而走险。同时明白回民的历史和前途，与周边地区及整个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目光比较准确有关。

    国民政府和日本人都注意到了甘陕地区的重要性，**作为当地的老革命，当然也不可能无视。

    **中央组织部地方党部科，在对甘陕的工作意见中就指出，甘陕是国际交通要道，不仅国民党注意此地，日本亦注意此地，所以这地方今天虽为远后方，如果西安失守的话，最近将来可能变为近后方，同时成为西北的政治中心，因此应该很好地注意此地工作。

    **采取的行动，当然不会少。他们在甘陕国民党统治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时派人搜索营救失散在甘肃河西地区的广大红西路军指战员，迅速向甘肃派驻**中央代表，驻甘八路军办事处，在国统区广泛组织和发动群众，深入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建立健全的地方党组织等等。

    王维舟就很是欣喜的向范哈儿表述成绩：

    “在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推动和‘地不分南北东西，人不分男女老幼，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全民总动员下，甘陕诸省各族各界人民，工农兵学商，一齐抗日救亡。文化教育界、青年学生包括少年儿童，都纷纷深入城乡进行抗日宣传，到农村、工厂、街头、集市去演讲、读报、写标语、出壁报、演唱抗日歌曲、演出活报剧等。还开展抵制日货的运动，拒用日货，商店清出日货一律焚烧。同时经常性的进行募捐活动，大家节衣缩食，献金捐钱，制送慰问品，购买救国公债，开展‘一元献(飞)机运动’、‘一县献一(飞)机运动’、献粮、献马等，从而捐献了大批财物，用于购买装备、武器、物资，以支援前线和慰劳前方将士和伤兵。如：武威一县在1938年仅半个月就捐出十二万余元……”

    范哈儿注意到王维舟在说这番话时双眼亮晶晶的表情，就明白，自己这个老朋友实际并不是在表述成绩，而是在暗示本党对于这个地区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借此在自己这儿表明**的实力。

    那么，接下来，就是商量双方可能合作事宜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