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师长范哈儿 第一百二十四节 北上抗日

    第一百二十四节 北上抗日

    现在出现西南联盟和红军“交战”这样的情况，等于范哈儿最终和红军真正决裂，当然让英美日，甚至包括德、法等国在内，都悄悄松了一口气。这时候大多数国家，他们这些国家，在外交层面上一致反苏、**的。

    甚至南方的李宗仁等势力，也是明确致电范哈儿，称反苏**方是**将士当前第一职责，愿意在抗击红军中，全力配合西南联盟的军事行动。

    只是范庄的范哈儿，对于外界的这些反应，当然不会在意。他只在收到王家烈关于红军战力的评估电报后，脸上才一直笑容不断。

    遵义郊外营对营的那一战，确实把那位贵州王给吓了一大跳。

    毫无疑问，红军的装备，肯定不如他的那个精锐营，也因为范哈儿和红军打过招呼，约好了是小部队交战，所以兵力数目也差不多，本来以为十拿九稳铁定赢的战斗，就在红军勇敢忘我的战斗精神，加上神出鬼没的战术配合下，竟然让他整整一个营的精锐部队，根本拿红军没有办法，虽然其实部队没有真被“全歼”，但损失确实很大。结论很明显，如果他坚持要全部吃掉红军，那至少他整支黔军部队，肯定要伤亡七八成左右了。

    得出这个结论后的王家烈，已经在电报中明确表态，决不再反对范哈儿借道红军的计划，坚决支持让这些“牺牲”精神充足的红军，全都北上抗日去，今后最好再也不要相见。

    1935年2月，就在老蒋和部分势力期待西南联盟和红军大决战的时候，战场上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坐镇重庆指挥的范哈儿，因为遵义被红军“攻克”，顿时“气得暴跳如雷”，几次召开记者会，声明西南联盟不会就此罢休，匆忙从滇、黔、川、康等地调集了十万大军，准备和遵义的红军展开决战。但就在这时候，红军却是悄无声息，突然返身对后面坐山观虎斗的国民党围剿部队，杀了一个回马枪。

    包括刘湘、薛岳、何健等部在内，全都被这一次突击搞的晕头转向，匆忙之中，根本抓不住红军方向，让他们顺利突破背后的包围。

    而在这个时候，红军在遵义期间的行动，也陆续被公开了出来。

    期间除了红军利用整整一个月时间，进行部队的整编、物资补充和伤员的休整，其他最重要的，当然就是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也就是后来被称为遵义会议的经典大会。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遵义范哈儿的二层小楼中，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和选择红军未来的行动纲领。

    首先由博古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在报告中极力为“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辩护。接着，周恩来来作了副报告，主要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中战略战术及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作了自我批评，主动承担了责任。**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着重批判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以及博古在总结报告中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辩护的错误观点。张闻天、王稼祥、朱德、**等多数同志在会上发言，支持**的正确意见。会议经过激烈的争论，在统一思想的基础上，委托张闻天起草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并由常委审查通过。决议肯定了**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否定了博古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提出了中国**的中心任务是战胜川、滇、黔的敌军，在那里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会议决定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增选**为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当时应无常委之说)，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

    而对于未来的行动纲领，会议一致无异议的提出，红军的使命，就是北上抗日。所以接下来他们的进军路线将会选择北进，并且发表了《告全国同胞书》。呼吁国民党各派和西南军阀、其他独立势力，停止和红军的内战，大家团结一致，共同抗日。呼吁全国各族、各阶层人民，放弃原有成见和恩怨，大家尽弃前嫌，齐心协力一致抗日。

    会后，还对常委进行了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周恩来负责军事。后又成立了由**、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长征中的军事指挥工作。

    至此，遵义会议以后的中央组织整顿工作和红军行动纲领，大体基本完成。

    而红军对外通报这次会议的部分成果，呼吁停止内战、北上抗日，却是让外界大惊。

    最先响应红军关于北上抗日呼吁的，是重庆几家知名民主人士开办的报纸，他们纷纷刊登文章，公开呼吁范哈儿和刘文辉等西南大军阀，要求停止和红军的内战，给他们一条北上的生路。与其将红军剿灭，流自己人的血，还不如送他们去抗日一线，做个对国家有益的牺牲。

    随后立刻有更多的报纸和民主人士站出来，呼吁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甚至包括很多派系，也因为红军“北上抗日”的后好，一改前面态度，表示支持。其中也有一部分人士，还是国民党的高层或者是高级将领。

    其实到了1935年，日本想进一步侵略中国，甚至灭亡中国的野心，已经是越来越清楚，越来越被更多中国人所认清了。红军“北上抗日”的口号，刚好把他们想做而不能做，愿意做而做不到的工作，给承担了过去，当然会赢得他们的支持。

    早在1933年11月，日本侵略机构“满铁”制订了《华北经济调查计划》，准备在华北各重要城市设派出机构，调查矿产资源、工业、交通、贸易、关税的情况以及其他各国在华利益及投资等问题。次年10月，华北驻屯军司令部抛出《华北重要资源经济调查之方针及要项》，提出为“助长帝国发展对华经济，使战时我国国际资源易于补充，同时扶植并增强帝国在华北的经济势力并促成日、满、华北经济圈”，须对华北经济资源进行掠夺。

    国民党当局与外商银行达成停止出口白银的“君子协定”后，华北日本浪人私运白银却日益猖獗。当时华北地方当局曾报告南京政府：“近有日人在榆设机关四处，专为收买关内现洋，其价以关内通用钞票一百十二元，收买现洋一百元，致现洋流出甚多，虽经我官方查禁，而唐山遵化一带，奸商仍有私行窃运者。”“日朝人结伙公开私运，显系有组织之行为”，河北一地外流白银，“以日计十五六万元，如以月计约有四百余万元之巨数”。

    从30年代初起，国民党政府开始对各主要经济领域与部门实行统制。1933年全国经济委员会成立，此后相继设立公路、水利、农村建设、棉业统制、丝业改良等委员会，开始对棉、蚕、粮、渔、火柴、糖、盐、茶叶、煤油乃至整个金融实行统制。但从1935年起，这些统制受到日方的严重妨碍。在金融方面，日资银行以治外法权为由拒绝向中国方面交出存银约一千万元兑换法币；在日方武力要挟和冀察“特殊化”的借口下，平津等地收兑的现银5千余万元无法南运；被日方视作“蒋介石系统”的中国农民银行的纸币在平津等地遭到排斥。

    如此种种，不仅是亲近**的部分人士，其他大部分爱国者，包括国民党的很多高级将领，都对抗日的态度非常一致。

    而就在红军这次与历史稍有不同遵义会议上，他们提出“北上抗日”口号，发生在华北的一次事件，也让全国各界极为愤怒，抗日呼声高涨，几乎众口一致让国民政府作出反应。

    而在国民政府迟迟不做反应，甚至继续妥协时，**的这一声“抗日”口号，几乎等于是喊进了他们心里，支持都大涨。

    1934年，热河省丰宁县境内的伪军在日本特务机关指使下，常到毗连的察哈尔省沽源县劫掠，导致第二十九军驻沽源县部队与日伪军不断发生冲突。1935年1月15日，驻守乌泥河和长梁等村落的第二十九军和伪满自卫团又发生冲突，有40余名伪军被迫缴械。日本关东军借口第二十九军侵犯了“满洲国”境，命令驻防承德的谷寿夫旅团开往热察交界地区，并从23日起出动飞机、大炮、步兵进攻察东独石口地区，制造了察东事件。

    “察东事件”之后，范哈儿的西南集团和其他一些势力集团，先后谴责对此发表了谴责，红军更是再次喊出“抗日”口号，让几方的态度，达到了近乎一致的程度。

    1935年1月中旬，日军利用“察东事件”，迫使南京政府承认察哈尔沽源以东地区为“非武装区”。随后更进一步提出，希望实现整个华北地区不设防、自治等谋求。

    这个结果一出，范哈儿顿时公然在重庆召开记者会，指着国民政府不作为。

    到了这个时候，别说是范哈儿肯定是真心支持红军北上抗日了的，就连那一直**的英美政府，对于是不是要放红军去和日本人斗一斗，也是很有兴趣。

    九一八事变后，尤其是华北事变以来，日本在加速对华侵略扩张的同时，竭力排斥英美势力，严重威胁到英美在华利益。1931年在华外资总额324，250万美元中，英、美、日的比例分别为36.7、6.1、35.1；到1936年底，在华外资总额428，537.2万美元中，英、美、日的比例已分别为24.4、7.9、48.9。1933年中国进口商品总额134，556.7万美元中，英、美、日的比例分别为11.4、22.4、9.7；到1935年中国进口商品总额91，921.1万美元中，英、美、日的比例则为10.7、19.2、15.2。很明显，日本对华资本输出及商品输出的增长速度大大超过了英美。再从华北来看，1936年该地区出口总额19，110万元，日、英、美所占比例分别为35、19、28；进口总额14，090万元之中，日、英、美的比例依次为44、9和10。随着日本的扩张，英美在华的经济地位下降，矛盾日益加重。

    如果说，英美等势力，认为**是他们不想共处的讨厌人物的话，那日本毫无疑问就像是偷了他们东西的贼。所以对让国民政府**，主要是口头要求，而对国民政府反日，则是给予很实质的贷款和武器好处了。只是稍微有点微妙的是，他们基本以出钱出武器支持国民政府镇压红军，并非直接和日本人开战，从而来实现国民政府帮忙抵抗日本人的经济竞争。

    1934年4月，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长天羽英二发表谈话，攻击英国通过国联向中国提供财政与技术援助，指责美国对华提供棉麦贷款与出售飞机，称日本负有“维持东亚和平与秩序的使命”，“其他外国或国际联盟对于中国实行利己本位政策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在英、美的强烈不满与质询之下，日本外相广田不得不表示天羽声明并不代表政府，但这并没消除英美方面的疑虑。美国驻日大使格鲁当时便认为：“广田批准发表此项声明与否，无关紧要，因为声明恰好准确地表达了日本正想推行的政策。”

    英美当时在华北有着重大的经济利益，华北“自治”将给他们带来巨大的损失，英国在华北的主要经济事业有：汇丰、麦加利、有利、大英四大银行和中英公司、福公司两大辛迪加的机构，开滦、门头沟、焦作三大煤炭公司，壳牌、亚细亚石油公司、英美烟草公司与卜内门碱公司，对津浦、平汉、北宁、道清等铁路的贷款投资等。美国在华北有中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慎昌洋行、美孚石油公司、德士古公司，以及当时中国最大的地毯厂美商古绅洋行天津毛织厂，等等。此外，在华北的经济地位一旦丧失，就意味着英美在长江流域、华中与华东地区更大的利益将直接面临日本的威胁。这就迫使英美政府对华北事态的发展作出公开的较强硬的反应。

    “察东事件”后，日本人进一步入侵中国的行动，其实已经展开。范哈儿立刻就华北事件，约见英国驻重庆总领事卢思德，询问英方对日本人制造这次事变的态度。

    华北事件极大损害了英美在华北的利益，面对这位执掌西南的大军阀，卢思德总领事并不觉得对方关心此事有什么不合适，甚至也希望这位强势的军阀，能够比老蒋做得更狠辣一点，所以明确表达了英国外交大臣贺尔的意思：

    “华北事端之产生，实属不幸，盖无论其真相若何，皆足使人相信日本现正施用武力，铸造中国内政之发展与行政之安排也。任何事件徒能损害日本之声望，与妨碍各方所愿日本与中国及其他邻友间相互友好关系之发展。”

    在范哈儿约见美国驻重庆总领事威尔后，这位老朋友也明确无误的传达了美国国务卿赫尔的意思：

    “华北现在进行着一项，性质不同寻常而可能有远大影响的政治斗争，中国必须加以重视。”

    并且表示：

    “无论这事的起源如何，无论是谁干的，无论所采的方法如何，事实是很清楚的，有人在努力，同时有人在抗拒着，造成中国北部几省的政治地位和情况的重要变化。在上述地区内，美国的利益同其他国家的利益是相似的。在这地区有着，而我们的权利与义务也关连着，相当多的美国国民、若干美国财产和大量的美国商业和文化活动。美国政府因此正密切地注视着该地区内发生的事情。”

    有了英美双方这样的表态，范哈儿立刻“请示”：

    “如果中国有所行动，或者让某些人有行动意志的人，前去牵涉日本在华北力量，贵方是否支持。”

    对此，两位总领事都一致表示：

    “概不支持战争，但若是中国有收复正当权力之心，则无论何人、何势力来行使，看来都是正当的。”

    这一下，范哈儿信心大定。

    1935年2月，范哈儿让新编第一百军军长陈兰亭坐镇重庆，自己带重兵南下，坐镇遵义，亲自指挥“剿匪”工作。

    但就在这个时候，一支战力极为强大、精神面貌也极好的红军部队，突然，从翻越黔北山区，绕过西南联军防线进入四川“空虚”的内部，一路北上，顺利渡过嘉陵江，直奔往陕西而去。坐镇重庆的陈兰亭，却以驻守大任，屡次拒绝了国民党派驻重庆代表的出兵拦截要求，直到南京的老蒋亲自发电报来催，才匆忙起兵，却只能和从遵义赶来的范哈儿大军本部，一起追击已经渡江北上的红军了。

    这一旦追击起来可就麻烦了，老蒋几次电令催促，西南联军也尽量表现的行动迅速，但总是慢了那么一小步，就让红军顺利从前面“突破”出去了。

    老蒋几次发电报大骂范哈儿和陈兰亭无能，却也没什么用，范哈儿真被骂急了，还会公开招待记者会，声称红军这一路过来，老蒋自己也没拦住，怎么能怪自己无能。而且红军打着北上抗日的旗号，自己也十分理解支持，士兵们都不愿意全力和红军战士拼命，这仗还怎么打等等。如此种种，就是希望外界理解。

    这几番一说，老蒋那边还是气坏了，但外界包括部分一起追击的国民党将领，却对范哈儿的这番表态，有所理解和支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