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师长范哈儿 第一百四十九节 湖南

    第一百四十九节 湖南

    范哈儿在上海的十几天行程，本来就是排得满满的。

    按计划需要拜访的人、还有要参加的会议就很多，让他基本抽不出更多的时间来，现在又多了准备订婚的事情，更是忙得不可开交。

    还好总算预定的各项事务，完成的还算顺利。

    尤其是在和老蒋商谈关于收权合作的问题上，由于范哈儿答应无条件和国民政府展开工业和商贸方面的合作，并且答应在战时派兵接受军事委员会指挥，所以老蒋作为回报，也给予西南两项优惠政策：

    一是减征、免征部分长江航道的税款，可以让西南联盟的进出口商品和货船，减少大笔的支出；二是同意范哈儿在国民政府的部分兵工厂，进行装备购买。

    前面一点优惠很正常，对老蒋来说，虽然少了部分征收额度，但因为税低而让进出口的商品更多，很难说到底是亏还是赚了，只能算一项普通的政策。

    但老蒋之所以答应后面一点优惠，却是在没有办法之下，才不得不同意的。

    因为他在知道范哈儿綦江兵工厂，能够生产山炮和榴弹炮炮弹，还有部分火炮易损耗配件后，这位同样使用进口火炮，需要从国外进口炮弹的委员长，立刻要求从綦江兵工厂订购一批炮弹。

    真实的抗战历史上，**因为炮弹和其他易损零部件都需要从国外进口，使用费用昂贵得让炮兵部队都不怎么敢训练。在缺少训练的情况下，中**队的火炮打出的准备，当然不怎么样。

    而现在老蒋发现，范哈儿的兵工厂就能生产很多进口火炮的炮弹和易损耗件，而且价格要便宜很多后，当然想要廉价购买一批了。

    考虑中央的火炮和重武器，其实主要是针对日军，范哈儿也就没有拒绝老蒋的要求。要是中央军的炮兵实力增强了，对于自己虽然有威胁，但对日军的威胁更大，对抗战的影响也更大。所以范哈儿最后甚至答应以自己部队的采购价，向老蒋提供綦江兵工厂生产的炮弹和火炮易损件。

    当然，条件也还是有，就是允许西南联盟授权生产和采购毛瑟1924式步枪的山寨版本——中正式步枪。

    范哈儿在1932年时，购买了上万枝德制79步枪和79马枪，实际上就是口径7.92毫米的毛瑟枪，正式名称为1924年式毛瑟步枪。

    后来在1934年时，国民政府的财政部，也向德国毛瑟厂订购了一万支1924年式毛瑟步枪，装备武装税警总团（著名的新编第三十八师的前身），并得到该厂提供的图纸技术资料，由巩县兵工厂负责筹备制造1924年式步枪。

    1935年由巩县兵工厂（兵工署第十一厂）最早生产，从1935年初就开始小量试产，因造于民国二十四年原定名称为“二四式”。1935年8月国民政府将新枪定名为“中正式”步骑枪，得名于当时的总统蒋中正。1935年10月，该枪正式开始大量生产。

    中正式步枪使用7.92x57毫米毛瑟枪弹，比较日本三八式步枪使用的6.5x50毫米步枪弹威力明显大。中正式采用的刺刀与毛瑟式步枪不同，因中正式枪身较短，为了与枪身较长的三八式步枪在格斗时相抗衡，其刺刀较长，仅刀身部分就比1924年式毛瑟步枪的刺刀的全长还长，刺刀与枪管的联接也更为牢固。现存的某些早期生产的枪采用了二段式的枪托，但没有接榫，只是用胶黏住，然后在枪托底板再用螺丝锁住。这种作法是日本人所发明的，据说原因是节省木料，而且增加枪托底部的强度，但是时日一久，接合处必定裂开。

    由于当时中国工业基础过于薄弱，国内的制造工艺差，除了汉阳兵工厂和金陵兵工厂生产的中正式步枪质量相当不错以外，其他生产的中正式步枪质量差别很大，有一些粗制滥造的该枪实战中有效射程只能够打300到400米。

    其实毛瑟的1924年式步枪，本来就不是以射击精度见长的枪械，山寨版本的中正式，当然在这方面也更加不如，后世评论通常认为，毛瑟1924式和中正式步枪精度普遍低于日军38式步枪。不过以此时中**队的精锐程度，就算是精度相对较高的日军38式，也不见得能打多准。到是这个时候，枪弹口径更大的7.92毫米口径，因为其庞大威力，在大规模战场上杀伤力很不错，对于中**队来说，还是一种非常不错的选择。只要再在部队中，装配一批高精度枪械如狙击枪等，在实战中形成高低搭配，效果绝对会很可观。

    范哈儿手下第四师和新编第七军的主要步枪，就是毛瑟步枪，只是这些年德国自己扩军，范哈儿想要再大批量购买到已经有些困难，而且成本也太高。相对来说，精度稍差的中正式，实际上也是一种合算的替代选择。

    其实范哈儿的兵工厂，之前也已经开始进行了毛瑟枪的仿制，成果还不错，精度甚至比中正式都要略高，只是成本也更高，产量还低。正是为了追求一个效益平衡，范哈儿才决定采购中正式的图纸，并且直接从汉阳和金陵两地兵工厂，购买他们生产的优秀毛瑟1924年式。

    总的来说，范哈儿和老蒋呃合作，还是互利互惠，合作双赢的结果。

    只是他和老蒋搞好了关系，其他有些人，就有点不乐意。

    其中包括，刚刚向范哈儿达成合作意向的湖南省主席何健。

    这一位省主席，在刚刚结束的国民政府委员会会议上，因为范哈儿的提前投降，可是丧失了很大一部分权力，被老蒋收归中央了。湖南虽然仍旧在他控制中，但不管是财税还是行政，都开始受到国民政府中央的左右了。

    这次华懋饭店的庆功会和订婚宴上，何健就找机会偷偷和范哈儿说了几句话。

    “哈公，老蒋的野心，大家都清楚，你现在这样与他合作，无异于与虎谋皮。湖南省虽然陋小，但是西南选择和我们合作，才是最能双赢的结果。而兄弟要是没有了西南的支持，恐怕不用两年，就要被老蒋架空了啊！”

    因为权力大量被收缴，现在的何健，可是比上一次见范哈儿的时候，更低声下气了。

    凭心而论，何健这一位省主席，在后世除了骂他铁杆**外，其他名声还不错。

    30年代，湖南在何键任省主席期间，农村经济停滞不前，粮食产量尽管在全国仍处领先地位，但沉重的地租、捐税和连年不断的水旱虫灾，使全省粮食产量始终在100亿斤左右徘徊。作为一个农业大省，早就在为抗战考虑的范哈儿，当然不得不多多拉拢。

    “何兄，这方面你尽管放心，和湖南的合作，范某绝对不会取消，也不会让和委员长的合作，影响到我们之间的合作。嘿嘿，真的，只要湖南每年提供十亿斤的粮食给西南地区，我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放弃和你合作的啊！”范哈儿拍着何健的肩膀安慰。

    他们之前已经达成密约，保证湖南省的产粮，将会有不低于十分之一的数量输入西南地区。作为一个农业大省，湖南对范哈儿正在过度扩张工业的西南地区来说，无疑有至关重要的影响。他也从没想过错过湖南，让老蒋占了去。

    “那是……”何健稍微松了一口气。

    他就怕自己和范哈儿签订了合作后，老范又倒向了老蒋，把他给卖了。现在他可是基本没有别的选择，只能依靠西南联盟一条路可以走了。

    “其实，这几年湖南的实业发展也很不错，除了粮食，在工商上对西南也肯定还是能起些帮助的。”何健感叹了一句。

    实际上，这段时期湖南由于政治相对稳定，省政府也确实推出一些发展实业的措施，湖南的工矿、交通运输和对外贸易都逐渐得到恢复和发展。全省官营企业收入，1928年只有0.2万元，到1933—19—35三年中依次增加到25.2、42.5、108.9万元。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湖南工矿企业较前有了较快的发展。长沙市的地方民族工业在这时期也有所发展，1934年已有纺织、机械、冶金、印刷、火柴、电器、染料、针织、皮革等24个行业，122家工厂，再加上一些小手工业作坊，年产值万银元，占当年湖南省工业及手工业总产值万银元的40.68。

    以长沙为中心的湖南省交通电信事业，30年代发展较快。到1935年，全省公路修建共完成公里，省内4条主要公路干线全线通车；共架设电报线路46o9公里，其中干线1703公里，支线2906公里，共铺设长途电话线公里。

    30年代前中期湖南对外贸易也进入最好的时期，长沙海关直接对外贸易总值到1935年底上升到393.2万关平两(折合国币3370万元)，创历史最高记录，是1903年0.32万关平两的1228倍。由于工业初步发展，商品出口开始由单纯的原材料出口向工业半成品出口转变。例如湖南机制棉纱的集散以长沙为主要口岸，1934年出口达5.49万件，占全省8.7万件的63.1。

    30年代的长沙出现了一些颇有名气和成就的工矿企业和科研机构，如湖南省炼锌厂、湖南机械厂、湖南工业试验所等。

    湖南省炼锌厂是我国第一座近代化的炼锌厂。湖南常宁水口山所产锌砂历来售与洋商，受人操纵。早在1921年，水口山矿务局就想利用外资，建设炼锌厂，但未能实现。1932年，省政府以锌块为军用重要原料为由，与国民政府军政部兵工署签订合同，由军政部垫款10万元，在长沙兴建炼锌厂，派饶 （长沙县金井人）为总工程师兼厂长。饶历尽艰辛，试验成功西式的“横罐炼锌”法。他在南郊金盆岭附近租了一座破旧房作工棚，设计并修建起小型烘砂炉与蒸馏炉，制出了第一批炼罐，经过多次试验终于炼出了第一炉锌。试验成功后，即在三汊矾以北、古北津城（三石戍）以东的沿江地势高处选定了厂址，奠基建厂。1934年7月26日正式建成投产，设备有发动机、洗矿机、磁选机，炉座有烘砂炉、蒸馏炉、反射炉、烘罐炉等。9月开炉炼锌一举成功，结束了我国1000多年来的土法炼锌历史，也打破了国内市场洋锌一统天下的局面。1935年产锌在700吨以上，产品供不应求，每年盈利超过2万元，全部上交政府。省政府为奖励饶 的“劳绩卓著”，发给他奖金4000元，并将锌厂列为湖南省四大工矿企业之一。

    在机械工业方面，1928年创办的湖南民生工厂，1932年10月改名为湖南机械厂。1934年与湖南汽车修理总厂合并为第一厂，如意街经理总局为第二厂。湖南机械厂主要生产汽车零件，视市场需要，间或生产抽水机、印刷机、煤汽机及浅水轮等。1936年一、二厂合并，拥有金属切削机床49台，锻压设备2部，发电机1台，动力机9部，锅炉6座，共计设备137台，生产规模更加扩大，委周凤九为厂长。1936年8月全国交通会议认定该厂汽车配件符合要求，交通部遂拨款7万元，指定该厂生产19种汽车配件，可见该厂工艺水平和产品质量都已达到一定高度。所产汽车零件除供本省需要外，还畅销于安徽、江西、贵州等省。该厂所产铸钢，质量优良，湘川公路的能滩吊桥、桥墩柱链均系该厂铸钢制成。该厂已具有一定的配套生产能力，曾试制75马力汽车引擎40多台，组装出“衡岳”牌2吨载重汽车，还制造汽划艇20多艘，生产汽车煤气发生炉72部，成为湖南省规模最大的机械工厂。

    30年代初长沙试制煤气汽车和酒精汽车一举成功，成为轰动全国的新闻。当时外商垄断汽油价格，省公路局汽油费用占去运输成本的50—60。长沙实业界的有志之士决心研制煤气汽车和酒精汽车。1932年2月省工业试验所成立，省府委柳敏为所长，由向德(湖南衡山县人)主持煤气发生炉研制，先后研制出5种煤气发生炉。煤气发生炉以木炭为燃料，1932年8月11日，“271”型煤气发生炉安装在汽车上进行第一次试车，获得成功，从长沙城内六堆子至下摄司车站，载22人，行程633公里，时速39公里。10月10日在长潭公路上举行试车典礼，有实业部和全国14个省市代表及外国专家观看，评价甚高。后又研制成除尘器，并获得专利权，解决了木炭污染问题。1935年，湘省汽车有20—30改装成煤气汽车，到1939年发展到50以上。1935年又试验成功酒精汽车。因酒精比汽油价格低，到1940年全省有32的汽车以酒精代替汽油作动力。这样，木炭车和酒精车占全省汽车总数的82以上，每年节省汽油18—30万加仑，价值40一100万银元。

    长沙的轻纺工业在30年代也有一定的发展，除前已述的湖南第一纱厂外，还有福星机器印染厂、长沙华新羽绒公司、湘鄂印刷公司、长沙菲菲制伞商社等。有的产品，如羽绒制品和“菲菲”纸伞还远销日本、英国、东南亚和港澳等地，在历届博览会上多次获奖。30年代中期还是长沙湘绣业的鼎盛时期，1934年，长沙绣庄多达40余家，长沙城乡有绣工1.5万人，年产绣品3万件以上，价值120万银元，行业资金积累约50万银元。

    30年代长沙经济的复苏，在湖南近代经济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有力促进了湖南经济的发展。首先是改变了北洋军阀统治以来湖南经济停滞不前的局面，30年代兴起的长沙近代工业，奠定了湖南近代工业发展的基础。同时，工业试验所和棉业试验场等科研机构的成立及其富有成效的研究工作，为湖南近代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同时也培养了大量的科技人才。第三，30年代长沙工矿、交通运输和对外贸易的发展，使湖南在全国地位有所改善，湖南在全国经济发展中的位置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为此，1934年第十—届全国经济学年会特在长沙举行。

    但是，30年代长沙工矿业的发展是极其有限的，与沿海地区相比仍有较太差距，特别是何键推行**政策，大量财政支出用于军费开支，造成工业建设投入严重不足。同时，赋税繁重，使长沙工业产品难以与洋货相抗衡。这一时期，长沙的工矿企业虽有大幅度增加，但大多数规模狭小，设备简陋、资金短缺，发展步履十分艰难。

    范哈儿对于湖南这个相邻大省很重视，对它的各色产业，都派专人进行过研究。

    知道虽然这些年湖南的工业相比以前有了长足进步，但除了一些特色企业和矿区外，其他基本不能和西南的工业水平相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