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方天元的新书 第28章 周冠华

    在1993年的中秋节即将来临之际，缗城县委书记楚孝文和缗城县委办主任向玉东一起赶去了京华。

    “以往，每年的中秋节前后，金谷收获之后，都要去京华走访一下，那些曾在缗城工作过的老领导;关心和支持缗城发展的老同志、老领导;还有一些在京华事业成功的缗城籍人士;以及在京华各行各业有所成就的缗城老乡。”向玉东在车上给楚孝文书记介绍道。

    “哦！就按原来的模式进行吧！”楚孝文回到“今年的走访，不但要送上原来的金谷十斤，还有送去我们在其他土地上收获的金谷十斤，让各位领导对比一下，多提宝贵意见。”

    “还有一个情况要向您汇报一下，就是有一位缗城籍的老同志，目前是京华一家很有影响力的国企负责人，但与老家缗城县的关系一直不好，这么多年也没有走到，楚书记您看看今天是不是上门拜访一下啊？”向玉东又说

    “哦！具体什么情况啊？麻烦你详细介绍一下呗！”楚孝文很好奇。

    “他就是周冠华，算是缗城籍健在的最大的官。解放后周老一直在京华工作，是冶金战线上的全国优秀企业家、全国劳动模范、中国改革开放风云人物。但由于周老参加革命前的家庭成份高，父亲周充之因经商有成，并且豪爽仗义，被推为缗城县商会会长。解放后一直就是缗城贫苦农民批斗的对象。而且在那个特殊时期，周老也蹲进了牛棚，成了专政对象。这个时期，老家的父老乡亲不但没有保护他的家人，反而加大了批斗力度，让周老的直系亲属苦不堪言。周老对缗城县的老乡非常失望，缗城县的干部乡亲去了京华，也从不见面，慢慢就不再往来了！”向玉东介绍着过去的点点滴滴。

    “以前的事情都已经过去了！基本和你我无关，我们就是要面向未来，这次去京华是肯定要拜访周老的，至于能不能见到周老，他对我们的态度如何，那是他的事情，我们就是要鲜明的亮明我们家乡人民的态度。再说啦！解放前参加革命，大都是接受了先进文化的知识分子，也只有他们才更有机会接受马列主义，没有一定的经济条件，那能上得起学啊！我党早期的领导人，比如澎湃、秦邦宪、陈赓都是家道殷实，但他们不都走上了革命道路了吗！”楚孝文沉吟了一会儿，接着说，“就因为他们这些来自旧世界的革命者更让我们敬仰，也更值得后世崇拜!我们回去以后，也想着帮助周老的宗族家人解决一些实际问题，恢复周老的故居。”

    “好的，楚书记，我都记住了，回去就去王丕庄村去调研。”向玉东主任忙点头应允。

    周冠华，自幼热爱劳动，遇事肯动脑筋，胆大好强。1928年至1931年读私塾。1931年考进缗城县歧阳高级小学。在这里他养成了爱读书的好习惯，不论什么书抓过来就看。尽管如此，他的每门功课还都是拔尖的。1934年，他考入泉城齐光中学，开始接触进步人士和阅读进步书籍。1935年冬，北平爆发“一二九”运动，他作为学生代表，与其他学校联合组织了泉城学生的罢课和游行。“一二九”运动后，周冠华为了寻求革命真理，经常去北平，与在京师大学上学、后奔赴延安的堂姐以及在燕京大学就读、后来成为缗城县中共党组织创始人之一的王鉴览联系，共同探索救国救民的道理。1936年3月，他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同年5月，他带头抵制韩复榘旨在破坏学生抗日救国运动的“会考”，险些被闯进学校镇压学生的军警抓走。鲁迅先生逝世后，周冠华在白色恐怖下仍然组织了大型追悼会。他的进步活动引起校方注意，学校开除了周冠华的学籍。周冠华到北平找到王鉴览，参加了读书会等进步组织，系统地学习了社会主义思想，认识到只有共产党，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道理。1937年5月，他经王鉴览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鲁西南早期中共党员之一。

    抗日战争爆发后，周冠华根据党组织安排回到家乡，参加了缗城县“抗敌后援会”，唤起民众抗日救国。他说服家人买了一支德国造20响匣枪，与本村进步青年一同参加了游击队。不久，与游击队合作的国民党三路军二十九师一个散兵排想拉出去当土匪。周冠华与叶道友（延安派来的一个连长）和另一名游击队员冲进散兵排住室缴了他们的枪。从此，周冠华开始担任军事干部，成为地方军事组织的创始人。他历任排长、连长、营长、县大队长、团长。1943年至1945年他还担任过金曹县和单虞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周冠华作战有勇有谋，有胆有识。一次，侵华日军万余兵力，采取“铁壁合围”拉网战术进行“大扫荡”，把微山湖西的抗日力量压缩到只有十多里活动范围的缗城城南大棠树一带。在极端危急情况下，他根据情报果断决定出奇制胜，迎着敌人的包围圈“跳出去”。有人坚决不同意，仍继续向北撤，结果在东沟河被敌人打散，许多干部、战士壮烈牺牲。周冠华率领县大队径直往东，一夜急行军，穿过敌人的包围圈，整个县大队800多人无一伤亡。日军大批人马过后，次日又有300余日军进入根据地，被县大队毙伤200余人。事后受到了冀鲁豫军区的通令嘉奖。那时，缗城县大队在反扫荡、反清乡、打土顽、平暴乱中屡建功勋，成为当地远近闻名的一支抗日英雄武装。为此，敌人对周冠华既恨又怕，拿出5万现大洋悬赏周冠华和他家人的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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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战争开始，周冠华在冀鲁豫军区二十团任团长。不久该团合并到第二野战军，他成为二野七纵杨勇司令员直属下的独立团团长。他参加了着名的大杨湖战役，巨缗鱼战役鲁西南战役，挺进陇海南。1949年进入江西，任江西贵溪军分区副参谋长。这年底，他患了严重的鼻窦炎到武汉就医，后经中央组织部安排进入北京协和医院。从此，周冠华告别了金戈铁马、驰骋沙场的戌马生涯。战争生活锻铸了周冠华刚强坚毅的性格，锻铸了他作为一个优秀军事指挥员所具有的沉着机敏、运筹帷幄的指挥才能以及坚韧不拔、顽强不屈的战斗意志。这些优秀品质在他以后的管理企业和探索搞活大企业的新路中都闪现了夺目的光彩。周冠华痊愈后，到中央报到，准备返回前线参加解放全中国的最后战斗。中央组织部负责同志告诉他，组织上要安排他作为部队第一批师级转业干部到地方工作。他在战争年代就憧憬着要用自己的双手去建设一个不受外敌欺辱，人民当家作主的强盛的社会主义中国，所以表示服从组织决定。到哪里去？他说：“我要按照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从头学起，到最基层去，到能够扎扎实实真正搞建设的地方去。”

    他谢绝了组织上要他到水利部当办公厅主任或者去重工业部做司局长的安排，选择了京华西郊一个破旧的小厂石景山钢铁厂。中央组织部的同志惊讶地看着他：“那个县团级小厂，厂长、书记都有了，只缺个营职人事室主任，组织上不能这样使用干部……”。“没什么，这是我自愿去锻炼尝试的。”周冠华霍地站起来，斩钉截铁地说。“既然这样，你可以先去看一看，如果觉得不合适，我们再给你重新安排。”周冠华和警卫员登上杂草丛生的石景山，一幅令人心凉的破败景象呈现在眼前：荒凉的厂区，一堆堆破烂的设备，荒草地上人们吆喝着追打野兔子；简陋的高炉，一座炉台上长着草，另一座淹没在浓烟中。周冠华的心紧缩成一团，这不是我们民族倍受摧残蹂躏的一个缩影吗？他发誓：祖国的富强需要钢铁，我们打仗的人更知道钢铁的重要，我们就是要在这片废墟上站立起来。

    他回到住处，给中央组织部去了一个电话：“我决定去石景山，困难是有的，但我是共产党员，我相信我是能够学会技术，学会管理的，我决心改变这里的面貌，把我们的钢铁厂建设好。”

    从此以后，他在石景山钢铁厂安家落户了。头两年，中央组织部每年都有位局长去看他，问他有什么困难。两年后，周冠华对中央组织部负责同志说：“请组织上放心，我在钢铁厂扎下根了。”自此以后，他早起晚睡，不怕苦、不怕累，立即开始向实际和经验丰富的工人技术人员学习。他深入第一线，拜工人为师，请技术人员利用早晚业余时间给他系统地讲述冶金方面的技术和知识。苏联专家来厂，他跟在后面认真地听，不断地提问，记笔记。钢铁学院举办在职干部学习班，每周三天利用业余时间讲课，他常常是下班后饭也顾不得吃就赶40多里路去北郊听课。五年过去了，他终于掌握了冶金专业技术知识。由外行变成内行。有位中央领导人曾不胜感慨地说：“解放以后，从带兵打仗到搞工业，真正学懂的恐怕就数周冠华了。

    1956年9月，已是石景山钢铁厂厂长的周冠华作为党的代表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他在大会发言中，提出靠老企业扩建改造，多快好省地发展钢铁生产的建议，并代表石景山钢铁厂向党中央请战，建议尽快批准石景山钢铁厂的扩建计划。他的有见地的发言博得了全场代表的热烈掌声。为此，石景山钢铁厂的扩建计划很快被中央批准下来。按照扩建计划，石景山钢厂要建一座963立方米大高炉，一座新型炼焦炉，四座履带式热矿烧结机，另外还要建一座小型轧钢厂和焊管车间、冷拔车间。这么多项目，国家计划投资只有2．4亿元，而且五年计划要求三年完成。怎么办？周冠华苦苦地思索，他根据派出到重点钢铁企业考察的专业小组的调查，提出打破因袭苏联做法实行的甲乙方结算制，把2．4亿元投资使用权交给企业包干的想法。中央同意这一方案。实施后大大激发了石景山钢铁厂广大职工的劳动热情和创造精神，五年计划只用了1年零21天，生产能力就翻了一番，而且节约资金兴建了其他许多工程，充分显示了承包的优越性和巨大威力，教员称赞说：“搞基本建设还是投资大包干好”。1959年6月17日，朱老总莅临石景山钢铁厂视察并为三大工程竣工投产剪彩。

    周冠华心中装着一个宏伟的规划，要把石景山钢铁厂建成世界第一流的钢铁企业。正是为了实现这个宏伟目标，他带领职工奋力拼搏，1960年在河北迁安的群山里建立了自己的铁矿基地。1964年，建成我国第一座氧气顶吹转炉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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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一号高炉为我国钢铁工业夺来第一个世界冠军———利用系数达到2．551，焦比下降到336公斤，超过了日本宝兰厂二号高炉创造的世界记录。尽管周冠华总是怀着满腔的热情率领着他的钢铁大军向世界冶金工业的座座高峰奋力冲击，尽管他们也取得了辉煌的业绩，然而在旧体制下，他和石钢广大职工的手脚一直被束缚着。正如他自己讲的就像一头健壮的牛掉在枯井里有劲使不出。为此，他苦闷过、探寻过，而这些在后来的“文化革命”中却都成了他的一桩桩“罪行”。一个忧国忧民、为党的钢铁事业倾洒了全部心血的赤子一夜之间被打成“走资派”，沦为“阶下囚”。中国进入20世纪70年代，决不违心说假话的他，由于拒不“认罪”，仍被关在“牛棚”里反省。1972年，由于周总理再三催问，他才被“解放”出来，被送往矿山“劳动锻炼”并任负责人。

    1973年，周冠华担任华钢党委书记。那时，一些回到领导岗位的干部工作起来总是缩手缩脚心有余悸。他却一如既往，不顾被“造反派”打断三根肋骨的伤处还在隐隐作痛，依然目不旁落地挺着胸膛大步向前。铆足了劲，一马当先地抓整顿、上水平，很快就从日本宝兰厂夺回丢掉的高炉世界冠军称号，公司各项主要经济技术指标都超过历史最好水平，成为全国十大钢厂的排头兵。但是当周冠华东渡日本考察治金工业后，深感他倾注全部心血的华钢，同世界先进水平差距太大，有一种远远被人甩在后面的耻辱感。这种耻辱感猛烈地撞击着他的心灵，他感到压抑。他强烈的认为资本主义能干到的事情，我们为什么不能干？为此，他憋足了一股劲，日思夜想要大干一场。

    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军号角。周冠华热血沸腾，意气风发，迅即投入到改革的浪潮中。在周冠华的提议下，1979年初，华钢连续给京华市委、冶金部写报告，主动请求做改革试点。当国务院批准华钢为全国第一批改革试点单位后，周冠华慷慨激昂地表示：“在改革的棋盘上，我们要做一个过河卒，只能前进，不能后退。”周冠华首先狠抓企业的内部管理，在生产系统定编制、定人员；在基建系统制订先进合理的劳动定额；在各级干部中制订办事细则；在工人和管理人员中实行岗位责任制。为强化管理，周冠华从责任、考核、奖惩的结合上，提出“三个百分之百”，即“规章制度必须百分之百地执行；违规违纪必须百分之百地登记上报；违规违纪不管是否造成损失都要百分之百地扣除当事人当月奖金”。吃惯大锅饭的人们对“三个百分之百”一片反对之声，有人甚至骂周冠华“缺德”。周冠华和总经理白银钰首先统一领导班子的认识，然后把“三个百分之百”提交职代会讨论，最后形成决议，在全公司贯彻执行。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和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这项制度终于得到广大职工干部的理解和拥护。

    八十年代初，国家有关部门要求全国钢铁实行严格限产，明令华钢减产36万吨。但就在这一年，京华市要求华钢无论如何要上交2．7亿元。按照减产幅度，华钢实际利润只能完成2．65亿元，一个钱不留，全部上交还差500万元。这样，改革后从企业自留资金中提取的技术改造资金、职工奖励、福利资金都成了泡影。华钢上下议论纷纷，周冠华却稳若泰山：“国家有困难，我们要为国分忧，2．7亿元我们包下来，完不成少发工资也要补齐！”他向市委领导提出：“若是超额，多余部分全归企业！”超额，这在当时是谁也不敢想的，然而周冠华却胸有成竹：只要把任务层层包下去，充分发动群众，就会有无穷无尽的创造力。他召集有关专业人员连续作战，算出18笔账。18笔账交给群众，又变成了111项增利措施。这一年，华钢召开了4次职代会，人人动脑筋、想办法、挖潜力。结果，首钢实现利润3．16亿元，上交2．7亿元，企业留下4600万元，比周冠华预想的还多500万元。

    1982年周冠华“趁热打铁”，同总经理白银钰提出实行上交利润递增包干法，即在1981年包干2．7亿元的基础上，每年再加一个6％的递增率（1983年，华钢又主动提高到7．2％）。

    这里面的风险是不言而喻的。实际上，华钢是用大大高于其他企业承包基数水平和上交利润递增率换来一个可以发动群众放手大干的好政策。周冠华认为，递增包干，一头包死，一头敞开，超包全留，企业才真正实现了自负盈亏。一切靠自己，职工才真正当家作了主人。在1982年，周冠华发动专业处室制订专业系统承包方案，后来发展为技术业务承包体系。它与指标承包体系构成有机的承包整体。周冠华亲自一个专业一个专业地审核，逐字逐句地批改，整整花费40多天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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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勤的汗水换来丰硕的成果，承包制显示出极大的生机和活力。1982年华钢在消化外部2600万元减利因素的情况下，实现利润4．1亿元，比上年猛增9600万元。但是，周冠华并没有就此停步。为了在体制、机制、制度和组织上使广大职工当家作主的地位和权利得到保证，他提出“人民为本”的响亮口号，并在华钢领导体制、人事制度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在他的积极倡导下，华钢职工代表大会成为企业民主管理的最高权力机构。闭会期间，由职代会选举产生的工厂委员会代行职权。企业经营实行工厂委员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党委实行政治领导。工厂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和总经理由全体职工直接选举产生。为了监督职代会决议的贯彻，职代会还选举产生了监察委员会，专门负责对各级干部执行职代会决议情况进行检查监督。

    通过实行承包制，企业有了自我积累、自我改造、自我发展的能力，华钢各个工序的主体设备都实现了现代化，铁、钢、材主要设备的全年生产效率都创造了世界第一的好成绩。环境治理，厂容厂貌也跨入世界一流水平。昔日被外国同行讥笑为“冶金博物馆”的华钢，己成为中国工业现代化的一个窗口。而这一切，作为华钢领头人的周冠华付出了多少心血？他病了，不休息，游览观光从来没有时间。他心里装着华钢的发展，装着干部职工的工作、学习与生活，唯独没有他自己。副总工程师高润芝患了肝病，他亲自将他送进医院。经理办公室主任王中和得了肠系膜血栓，周冠华穿上白大褂，戴上白圆帽，站在手术台边看着大夫动手术，足足站了三个多小时。

    一个大热天，周冠华主持公司党委扩大会议，与会者每人喝了一碗冰镇绿豆汤。他立即询问第一线职工有没有，并安排主管后勤的同志抓好这件事。1987年，他被评为全国优秀企业家。1988年被授于全国劳动模范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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