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的运动会在桂芝的脑子里没留下一点记忆,年幼的她除了对吃感兴趣之外,没有任何事能装进她那贫瘠的脑子里去。可桂英却一辈子都忘不了那一天,因为在那天她出了丑。
首先她那身破衣服令她在同学面前抬不起头,不管她怎样遮掩,还总是觉得人们在盯着她身上的破补丁看,还有她那双露了脚指头的鞋,怎么往回缩,也难免不伸出来给人家看。她觉得人人都在耻笑她。看看别的女孩子都在这一天里把平时不常见的衣服穿出来显摆了,可自己不分什么日子都只有这一身。她本想不显山、不露水地藏在人后面,可老师偏偏要点她的将。
“张桂英,你去跑四百米接力。杨小丽今天肚子疼不能跑,你去替她。”
“老师,我不行,我不能跑。”
“你怎么不能跑?看你个子那么高,胳膊腿那么长,肯定跑的比谁都快。你就别推辞了。”
就这样不由分说地她得去参加一项比赛。说实在的,如果不是因为这身破衣裳,她才不怕参加比赛呢,一向爱蹦爱跳的她,着实伶俐的很。在小学时,她可算得上是个运动健将,只是上了中学以后,她再也不肯在运动场上跑啊跳的了,女孩家长大了,渐渐地有了羞耻心、爱美心了。
就要比赛了,桂英被安排跑第二棒。她站到跑道上,觉得所有人的目光都“唰”地聚焦在自己身上,男生们在咧嘴嘲笑自己,女生们在互相咬着耳朵议论自己。她的心神立刻就乱了,一时间站也不是,走也不是,只觉得难受得手脚不知往哪儿放,眼睛不知该往哪里瞄。
比赛开始了,一声发令枪响,跑第一棒的同学如箭般冲了出来。一时间加油欢呼声、敲锣打鼓声四起,场边各色彩旗乱舞,煞是热闹。桂英正走神间,跑第一棒的同学已冲到她面前,正欲把手中的木棒递给她。桂英却完全忘了自己是干什么的了,根本想不起去接木棒,看到同学速度慢了下来,她还替人家着急。“快跑哇,加油哇。”她冲同学使劲喊着。
这时候,别的同学都早己冲过去了,只有她和同学还在场地中央别别扭扭地拉扯着。周围摇旗呐喊的同学们都笑得前仰后合。桂英这才意识到自己出了大丑。此后,她意志消沉了好长时间,觉得自己笨极了、蠢透了,谁都不会看得起自己了。
六月里的某天,有贵被同学国青背进家门来。原来他在割草时被镰刀划伤了腿,由于没有及时治疗,己经化脓感染了,受伤处肿出老高。是国青一路上背着他上山下坡赶火车、搭汽车回到家来的。国青是个干瘦的小个子,一双笑眼配着小瘪瘪嘴、尖下巴,一看就是个挺逗乐的人。这样瘦小的他竟能把高出他一头的有贵背回家来,真是不容易。
有贵这次回家来使得家里捉襟见肘的日子更是雪上加霜,因为穷日子最怕遇上灾病。父亲每晚唯一的享受,一口白酒因此戒了,他老人家气得骂娘,因此也更挑剔桂芝的吃相。“傻吃傻睡的玩艺儿,就知道吃。我怎么养了这么一群饿狼!”他老人家徜若早个十几二十年省悟过来,岂不大家都省事儿?国青家住在半里之外,把有贵送到家,他就急匆匆地回家去了,连口水都没喝。有贵不愧是父亲的儿子,和父亲一样糊涂,不管是人前还是背后从来没说过一句感激国青的话。
有贵有太多的新鲜事要讲,只可惜表达能力太差,明明很有趣的事儿经他的嘴一说竟变得兴味索然,倒是时常来串门的国青哥讲起故事来绘声绘色,让人听得神魂颠倒。由他的讲述大家知道了他们住在下边养牲畜,上面住人的吊脚楼里,吃的是河泡子里的脏水,时常能听到少数民族那怪腔怪调的山歌,还有那脏得一辈子不洗澡、不穿内衣的农家女人;最难忘的是那永远咕咕叫的肚子,他们这一群还在长身体的孩子,个个都象饭篓子一样,填下去多少也不够漏的,永远是肚子饿,那点定量的粮食连半饱都混不上。他们竟能吃得让老乡叫苦连天,老乡曾合起伙来抗议,想把这群孩子赶走,无奈在那种大环境下,个人的意志永远不能左右现实。
桂芝最喜欢听国青哥讲的他们这一群坏小子偷鸡摸狗的故事,他们怎样在夜深人静时到老乡家院子里抓鸡抓鸭,到田里收罗任何能吃却还没长成的庄稼,村子里那些充当卫士的狗早被他们吃净了,他们好象占领了绝对制空权,不过老乡们的木棒还是叫人生畏的,这就需要身手敏捷、手段高明了,要是哪个小子是个高手,就会极受大家推崇。这方面有贵要比国青强一些。有贵人高马大、一蹦老高,老乡家的院墙,他一抬腿就过去了,人又虎操操的没心眼,什么事都敢干。国青是属于在背后支招的人,他心思慎密、脑瓜儿来的快,遇上老乡来闹事,多半是由他去解决,他连忽悠带强词夺理能把老乡说得一愣一愣的,有理也变成没理。看来人在基本生活都无法保障的情况下,是没有羞耻心、同情心的,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于生存的本能。
国青哥每次来都能让人开心得不得了,桂芝真想把他留在自己家里,可是母亲每每遇上国青哥在家里吃顿饭,总要耷拉着脸,聪明的国青哥自然看得出来。国青哥在家里呆了不到半个月又赶回乡下去了。有贵的伤在一个月后也好了,他原想赖在家里不走,可父亲受不了啦,他早就巴望着儿子走后他还能喝上一口烧酒,现在儿子在家就等于剥夺了他喝酒的权利,这叫他怎能忍受。饭菜的好坏他老人家从不计较,只要有酒喝,大葱伴大酱足矣。于是父亲开始摔盆打碗,把当初对付大女儿的那一套招数对着儿子使了出来,终于骂得有贵待不下去,极不情愿地回到那穷山恶水、度日如年的山沟里去了。母亲这一次什么话也没有说,因为她也觉得快供不起儿子那张能吃的嘴巴了。
转眼秋凉了,母亲在忙着侍侯一窝小兔子的同时,还关心着大女儿的肚子。“怎么还没动静?早该有了。”真不知道他们都是怎样的思维方式,已经是穷得衣食无着,还一门心思地想要孩子,也不算一算,多添了一张嘴,还怎么从月初混到月尾,还不非得扎脖不可?
“我也不知道是咋回事?”桂芹说话有些大舌头,咬字不清,这就是她和桂英吵架从来都要失败的原因。
“你看我那一窝兔子,买来还不到一年,都下了好几窝小兔子了,你倒好,结婚都一年多了,还啥动静都没有。”
“那我有啥办法?”
“你们两个是怎么弄的?”
这倒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母亲却非要听不可。桂芹只好用口齿不清的叙述大概讲了讲小夫妻之间的床第之事。
“这是那袁成有毛病呀。”母亲不知是凭经验还是科学下了这个断语。“这样下去不行,生不了孩子可是大事。”
母亲一下子就对女婿横竖看不顺眼了,袁成秀气的大眼睛成了直勾勾、木瞪瞪的电灯泡,修长挺拔的身材成了电线杆子、木头桩子,尤其那要不得的嗑嗑巴巴,母亲如今可是毫不客气、不加掩饰地嫌恶他的这一缺陷。总之大女婿成了废物点心。
桂芹小夫妻俩开始吵嘴斗气了。袁成虽说嗑嗑巴巴说不出一句囫囵话,但他会摔东西,一个小木板凳被他摔得稀碎,让桂芹好不心疼。有一次,桂芹哭哭啼啼地向母亲展示她胳膊上的一块青紫痕迹,母亲立既叫嚷起来,她一定要大女儿和袁成离婚。桂芹惊呆了,这可是她连想都没想过的事。母亲自此便不让女儿回到那间破工棚去了。桂芹自结婚后在专为家属办的工厂里上班,每月有了十几、二十元的收入,母亲此时让女儿离婚回家,是不是贪图女儿的那点收入呢?不得而知。
袁成这期间曾几次来丈母娘家讨人,可惜自始至终没说全一句话,倒把看他的人累得够呛。丈母娘的态度很坚决,桂芹又一点主意都没有,满心不想离婚,嘴上却不松口。桂芹上下班的路上就由桂英作陪了。桂英这小丫头,做糖不甜,做醋倒酸,由她当保镖是再合适不过,一张利嘴让袁成闻风丧胆,老远看见她就躲了。一计不成,再生一计,袁成便转而走丈人路线,他前前后后不知给丈人买了多少瓶酒,害得自己几乎扎脖,可那糊涂丈人只要吃饱不饿,便百事不管,是个只收贿络不办事的贪官,他甚至连家里发生了什么事还不知道呢,和一天到晚只知道吃的桂芝没什么两样。
就这样,那娘女两个齐心合力把桂芹的婚姻鼓捣黄了。直到大女儿拿到离婚手续,老丈人才如梦初醒,不过以他的一贯作风,也只是不管东西南北地骂了一顿之后,就把这事扔到脑后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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