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山云隐录 第一百三十九章 汉平帝

    不久后，一位名叫朱诩的小吏引起了王莽的注意。

    他曾是董贤在大司马府中的下属，深受董贤的照顾和信任。

    为了报答昔日的恩情，毅然辞去了官职，自费购买了棺木和衣物，去到监狱中挖出董贤的尸体，为其穿衣入棺并重新安葬。

    这本是出于私人的忠义之举，王莽闻讯后却勃然大怒，立即以莫须有的罪名将朱诩杀了。

    王莽再次展现出，那种要么不做，要么做绝的行事风格。

    董贤之下场是王莽人生中第二次出手。

    同样的一招致命，狠辣手段，且滴水不漏。

    上一次，成功铲除了排在他前面的政敌淳于长。

    这一次，彻底搞垮了差点被禅让的董贤。

    在权力的道路上，王莽正坚定的向着更高的目标迈进

    王莽重新执掌大权后，却从未认真思考过，这背后所蕴含的种种幸运因素。

    而其中最大的幸运，莫过于他姑姑王老太后的长寿与健康。

    在长寿太后的历史排行中，王老太后以八十四岁的高领，保持了两千年的长寿纪录。

    但凡是王老太太有点小病小灾，王莽都无法在权利交替中站住脚。

    此外，谁也没有料到，哀帝、丁太后、傅太皇太后会在相继离世，且并未留下子嗣来继承权力。

    这样的变故，如同是生死簿上的一个组合，在短短几年间内被一一勾去。

    使得王老太太再次成为了朝廷中至高无上的权威。

    王莽的成功上位，除了这些种种幸运之外，董贤的政治无能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王老太后的优势在于她具有法统的权威性。

    然而，这种权威的施展却需要依靠官员们的支持和执行，尤其是内朝官员。

    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董贤已经控制了皇宫内外，弟弟和父亲更是掌管着皇宫卫队。

    手上还握着最具有权威性的传国玉玺，

    这样的优势，基本上已经立于不败之地

    即便是在老太后掌握了玉玺兵符，明确翻脸后，董贤依然有机会通过兵变来扭转局势。

    在禁宫之中经营多年，根基深厚，更是对宫中的情况了如指掌。

    毕竟王莽与王政君已七年有余没参与过朝政。

    再一个，老太后年岁已高，孙子不幸离世，在悲痛欲绝之际，情绪激动追随孙子而去，这种理由很好编造。

    可他却并未采取任何行动，而是选择了束手就擒。

    这不禁让人感叹，权力的游戏确实是拼脑子的。

    他明明不是那块料，却玩着全天下最危险的游戏，可以说死的不怨。

    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共同促成了王莽的崛起。

    如若没有这些机缘巧合，王莽的政治生涯或许将会是另一番景象。

    但历史没有如果，只有结果，而王莽正是凭借着这份难得的幸运，走上了属于自己的历史舞台

    重回大司马职位，王莽便可以名正言顺地征召新皇帝了。

    朝堂之上，择选新皇也成为了最紧迫的议题。

    王莽选定了一个吉日，召集了三公九卿，共同商议这关乎国运的大事。

    由于成帝和哀帝都未留下子嗣，新皇的人选只能上溯至元帝的子嗣中寻找。

    然而，就在众臣议论纷纷之际，红阳侯王立突然站起，打破了朝堂的平静。

    他重提成帝在位时的旧事，提及成帝与许美人、曹宫人的秘闻，以及赵飞燕和赵合德姐妹的钳制。

    尽管这些往事众人皆知，但王立此时提及，却让人不禁猜测他是否另有深意。

    果然，王立话锋一转，抛出了一个震惊朝堂的消息。

    声称成帝在民间尚有一子，是当年微服出行时所生，名为杨少孤。

    此言一出，满堂皆惊。

    王莽更是愣怔当场，暗自恼怒这位六叔的不安分。

    同时心里跟明镜似的，“王立这老家伙演的这出闹剧，明摆着是有他自己的小九九。

    不管是真是假，杨少孤一旦坐上那个执政的位置，自然不能忘了曾经被王立收养举荐的恩情”

    随即王莽立马提出质疑，要求验明正身。

    于是，一行人急匆匆地赶往王立家中。

    杨少孤被召到思恩堂，只见他年纪尚幼，眉眼间虽有几分成帝的影子，但举止却大相径庭。

    王立命他拿出御赐的七宝玲珑锁以证身份，然而王莽却对此一脸质疑。

    认为仅凭一块内府之物，不足以证明杨少孤的身份。

    更何况杨寄身为官奴婢，与成帝的关系也难以确定。

    王莽这番话得到了大臣的认同。

    纷纷点头称是，认为不能冒险迎立一个身份不明的人为皇帝。

    于是，众人打道回府，继续商议遴选新皇的事宜。

    经过一番激烈讨论，终于在哀帝逝世的一个月后，王莽与三公九卿最终达成了一致意见。

    选择了年仅九岁的中山王刘箕子，来肩负大汉的皇位。

    后世称为汉平帝。

    汉元帝共有三个儿子，其中嫡子是汉成帝，汉成帝没有子嗣。

    傅昭仪所生的是定陶恭王，其子便是哀帝。哀帝也没有子嗣。

    而另一妃子冯昭仪所生的中山孝王，则留下了刘箕子这一脉。

    尽管哀帝与刘箕子在辈分上是兄弟，按照大汉的制度，不应遵循“兄终弟及”的继承原则。

    但在汉元帝的后代中，确实已无更下一代的男性继承人可选。

    因此，刘箕子便成为了皇位的不二人选。

    随着刘箕子从中山王晋升为皇帝，按照惯例，他的母族本应入朝，舅舅们也应担任如大司马般的重要职位。

    然而，王莽在深思熟虑后，以先前哀帝一脉，外戚干政太过丑陋的案例为鉴，

    果断地一纸诏书，将平帝的娘家人挡在了长安城外。

    就连平帝的母亲卫姬，也被无情地封在了遥远的中山老家。

    这背后不仅是他对权力的渴望，更有着儒家“为人后”之义的支撑。

    所谓“为人后”，在汉朝是关乎身份、继承与祭祀的重要礼仪。

    一个人若没有明确的后人，死后将成为孤魂野鬼，这在当时被视为极其可怕的事情。

    在朝堂上，王莽向众臣阐述了此理念：

    “‘为人后’之义，乃儒家之精髓，亦是大汉稳定之基石。

    哀帝就是不懂“为人后”之义，将生母甚至祖母都弄到长安，重设名分，从而扰乱了朝纲。

    箕子既为汉成帝之后，自当遵循此义，以王氏家族为外家。

    此举不仅合乎礼仪，更有助于朝廷稳定。”

    王莽表示应当以此为鉴，决不让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

    更是坚持汉平帝只应继承汉成帝的皇位，而非汉哀帝。

    这样一来，刘箕子便成了汉成帝之后，而平帝的外戚自然也就成了汉成帝的母族和妻族——即王氏家族。

    就这样，在儒家礼仪的掩护下，王莽巧妙地运用“为人后”之义，为自己的权力之路扫清了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