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下旬,胡适在《新月》杂志上刊登了两篇文章——
《我们走那条路》和《人权与约法》。
他在前者中提出“五鬼论”,高呼:我们要铲除打倒的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和扰乱五大仇敌。
这五大仇敌之中,帝国主义不在其列,因为帝国主义不能侵害那五鬼不入之国。
之后在1933年,胡适在对新闻记者谈话中,又提到了第六只“鬼”,叫做仇恨。这个鬼不但闹民国,而且祸延友邦,闹到东京去了。
胡适认为,日本军阀在华暴行所造成之仇恨,到那时已颇难消除,依然在国内形成了所谓的“鬼”,日寇不该继续用这种手段来侵略华国,因为这只会让华国不断生出仇恨。
对于胡适及其“六鬼”论,鲁豫才在《出卖灵魂的秘诀》中讽刺道:
胡适博士不愧为日寇的狗头军师。如果日寇大发慈悲,采用胡博士的条陈,那么,所谓“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华国固有文化就可以恢复。
因为没有了暴行,就不会有仇恨了啊!
全面战争爆发前,胡适一直主张与日本和谈,虽说早些年始终批判国党和校长的独裁,后来又跑去宝岛任职。
总之,这是个很复杂的家伙,有人说他好,有人说他坏。
而他一直主张和谈这事,是一生的黑点,鲁豫才等人十分厌恶他的那套说辞。
叶洛和他的关系也只能说点头之交,“林徽因的共友”、“婚礼的证婚人”就是他们间最亲密的关系。
之前刚在天津港见过这家伙,因为林徽因也在,叶洛不想这么一个大文豪深陷各种政治问题中,便非常隐晦的提及了一些事。
没想到这家伙根本坐不住,自己还在金陵游玩,他却已经在上海滩被捕了。
问题就出在他的第二篇文章上。
《人权与约法》一文,指出现在的社会严重缺乏人权,经常侵犯人权的并不是个人或团体,而是金陵国民政府。
胡适要求尽快制定一部法律,至少是赶快制定一部所谓的“约法”。
不久前,胡适还发表过《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约法》、《知难行亦不易》等文章,强烈呼吁约法,他强调这是一切的基础,金陵国民政府决不能继续蛮横独裁下去。
胡适的言论反映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立场,在舆论界引起了较大的震动。
罗隆基、梁实秋等著文响应他的呼吁,有人在不同场合下支持胡适。
这下可真的触发了金陵国民政府的“天条”,即便胡适和校长夫妇的私下关系不错,也逃不过制裁。
戴立以“肆行反动”的罪名封禁了新月诗刊,并在胡适的上海滩居所里将其抓捕,送往了龙华监狱。
一切与这些文章和新月报刊相关的人都倒了十八辈子血霉,有一个是一个,谁都没逃过情报处特务们的抓捕。
戴立甚至还派人到金陵以及北平等地去抓捕相关诗社成员,要让这些文人知道谁才是天,他们的笔杆子可不是想写什么就写什么。
唐腴胪和叶洛说完这个,远在天津城帮叶洛设计叶氏百货总部大楼的林徽因便打来了急电,希望他能从龙华监狱里把胡适捞出来。
“阿洛,呜呜呜,果然还是你最靠得住。”林徽因泣不成声,因为这事忽然发现学问再好,名气再大,都是空,在强权面前,只有人脉才是一切。
安抚完林徽因,叶洛不敢怠慢,立即和孟小冬起程返回上海滩。
临行前张乐怡哭得梨花带雨,送了好多首饰和珠宝给这个干妹妹,还嘱咐她有空就常来宋公馆玩。
张乐怡确实爱听戏文,还经常一掷千金去捧自己喜欢的戏子,但那就像有钱人捧明星一样,心里并未把戏子当做和自己平起平坐的对象,反而更像是随手养的阿猫阿狗。
在梨园有多年经历的孟小冬比谁都清楚这点。
而现在这位财政部长的正房和自己如此亲昵,显然是因为她的男人。
第一次,孟小冬感受到了有男人依靠的快感。
与梅兰芳在一起时,她整天担惊受怕,两人虽都是民国时期京剧大家,但脱离戏台,就和普通百姓没啥区别。
军阀头子们对她的身子虎视眈眈,连下野许久的那些人都敢肆无忌惮玩弄他们这种知名戏曲大家,更别提还在高位上的那群家伙。
梅兰芳罩不住她,甚至连一个妾室身份都给不了。
现在,跟了叶洛,还没一点儿名分,却已经能和军政界高层的妻子们谈笑风生,完全不用赔笑。
张乐怡还和她说:“如果嫌弃那些女人太烦,你就直接把她们赶出去好了,你是阿洛的女人,不管有没有名分,都不用理会她们。”
这就是他的男人给她所带来的底气。
也许在叶洛眼中,这是微不足道的一些小事,可对曾经的孟小冬而言,这是多么遥不可及的东西啊。
火车上,听完这些,叶洛什么都没说,只是轻轻搂住她,安抚她,看得蒋梅英也想要抱抱,但最终还是忍住了。
虽然和叶洛有过鱼水之欢,但十七岁的蒋梅英还是要以学业为主,等到了上海滩,就让她先认小妈碧云霞做干妈。
叶雨樵的几个女人里,除了上次叶家出事跑掉的三姨太佩芬外,大房李淑珍有三个孩子,二姨太李文婷有一个女儿,但叶雨樵没认,就一直寄养在外公外婆家,此事叶洛和叶雨樵提了很多次,叶雨樵却不愿意松口。
唯独小妈碧云霞没有孩子。
她年纪也就比林如仙虚长一岁,今年刚三十,正值如狼似虎的年纪,而今年四十一的叶雨樵操劳过度,在男女之事上已经有些不太行。
小妈可能这辈子都没孩子了。
因此叶洛想着让蒋梅英认小妈做干妈,这样也方便待在叶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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