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回到大兴的桑拿浴池,没想到土家族姑娘用丰富的晚宴迎接我们归来,原来今天是高峰的生日,他激动得要哭了,自从猫头鹰乐队解散后还没有人想到过他的生日。酒醉的他晃晃悠悠地站起来,把身边的土家族姑娘抱在了怀里,结果两人一起栽倒在地。
这晚我和高峰同桑拿浴池的女孩们狂欢到深夜,一起唱歌,一起跳舞。
“你今晚挑个女孩当你的新娘吧,作家哥们。”说完高峰和土家族姑娘进包房了。
我坐在休息大厅的沙发上看电视,按摩女郎们一个个回到了自己的房间,我没有挑选自己的新娘。黑色的叫声自墙体里向我撞来,发情的猫像嗷嗷待哺的婴儿在围栏里期盼乳头的甘汁,润湿的长发浸凉了失眠,缠绕住困倦,游丝般的呻吟,从夜的彼岸涌来了海潮,吞没了饥饿的永恒,梦者的残缺。
电视里正播放这样的一个画面,一个男人被车撞倒在街道上,路人惟恐回避不及,纷纷绕开行走----这时,高峰走进了休息大厅
“怎么没选一个今晚的新娘?”
我苦笑。
“哥们刚才能干那事了,你说人真怪,陆吉,过去的经历居然能带给我们这样大的压力,更可怕的是它能影响到我们的性生活。”
他这样说时和我一样也是苦笑。
“我一直想写篇名叫失禁的文章。”高峰继续说。
“那你就动笔写吧。”
“我要是有你的文笔就好了。”
“文笔是练出来的。”
“你应该好好写写咱们的故事,那些发生的真实的故事连编都编不出来,比如歌星,静远,老磨,天使;唉,对了,你要是能把天使写成个婊子你就更牛b了。”
“靠,你的想法虽然有点疯狂,但很有道理。”
“真的,陆吉,能把人性的真实用批判主义观点表达出来那才是伟大的作家,比如鲁迅,绝对有力量。”
“都什么年代了还玩批判现实主义,太过时了。”
“靠,陆吉,一定要狠,要不你写的能让人哭,要不让人笑,模棱两可绝对不行,你听哥们的没错,你可以从腐化的教育体制入手,写我们的学生时代,写大个儿,对了,还有我们班的语文课代表。”
“咱们班的语文课代表去世了,你知道吗?”
高峰皱起了眉头,同时发出了一声惊讶的“啊”,之后他凝视着天棚说:
“我记得她母亲去世的时候咱们一起去她家看过她,我当时还给她扔下了二十块钱。”
停顿片刻他又说:“在我来北京之前,有一次我故意像上学时一样从家步行到咱们学校,学校早没有原来的样子了,被周围的高楼埋没了,哥们当时很有感触,一晃我们走出校园这么多年了。”
“而有的已经提前离开我们了。”
“她怎么死的?”
“肺结核。”
“鲁迅的小说里描写过痨病。”
“对,为了治好这种病,他们吃了蘸有革命者鲜血的馒头。”
“多愚昧啊,到了现在还能听说得这种病死人。”
“还有比这更愚昧的。”
“什么?”
“麻木。”
“不聊这些了,太沉重;我去冲个澡,你去不?”高峰起身说。
“我也去冲一下,这样能睡着觉,去看演出的兴奋劲到现在还没过去呢。”
高峰笑着拍了拍我的肩膀,走进了蒸箱。
女经理旅游回来,第一件事就是找高峰谈话。
“听说你用店里的钱去看演出了?”
“是,和我同学一起去的。”
女经理顺手将计算器扔在桌子上,冷冷地说:“你没权利这么做。”
“如果我连这点权利都没有我在这里卖命还有什么意思?”高峰皱起眉头。
“难道为了有意思才工作?你这么大人连这点道理都不懂?”
“我真就是凭兴趣做事,这是不是缺点我不知道,可凭兴趣我找到了拯救自己的出路,这条出路就是音乐;演出我不能不看,花的钱你可以从我的工资里扣除。”
“我会一分不少地把工资给你。”女经理漠然地盯着高峰说。
高峰沉思片刻找到了辞职的理由:
“我想回家结婚,你最好明天就给我开工资。”
“行。”女经理说,随后将高峰自己晾在办公室。
高峰茫然的眼神在女经理的身边游移,他累了,很疲惫的累,很绝望的累,也是很无奈的累,想要结婚的想法越来越强烈了。女经理似乎仍在生气,坐在一边弄着发型,根本就不想搭理她的员工。
我从楼梯经过,正看见高峰忧心不定地徘徊。
“你去哪?”他问。
“我去趟出版社。”
“快点回来,迷路了打电话。”
我在公主坟下车,换乘地铁,运送符号的地铁到处是身体,我在身体间的缝隙中努力探究现代都市的秘密,也想嗅到作为中国文化中心的城市那点特有的气息,敏感到腐烂的颓废,陌生的伤感,无聊的匆忙,漠然的擦肩而过。此时束缚并非来自传统和道德,而是那庞大的机器运转的速度,晕眩的飞转,好象要把每个人抛出地球。
从地铁的车站上经过时,一种莫名的冲动攫取了我,幻想自己能在这穿梭忙碌的地方找到我的爱情,但是每一个长发牛仔裤的女孩从我的身旁或眼前消失,都带着漠然的不屑一顾,这让我的幻想一次次破灭,忧伤而茫然。
我走出了站台,远处的高楼好象披上了白纱,要和我一起走进结婚的礼堂。
胡同,灰色的胡同,在城市化的进程中蜷缩在历史幽暗的角落,梳着长辫子跪安作揖的影子不见了,但骆驼祥子的背影还在。鲁迅,徐悲鸿留下的探索的精神在杂沓的四合院里还能被人记起吗?
我找到了一个四合院,一家出版社的办公地点就设在里面。
接待我的是一个中年女编辑,她正同一个年轻的女投稿者交谈,后来当那个年轻的和我一样来投稿的女孩子离开时,中年女编辑这样对我说:
“她写作的题材是关于同性恋的。”
翻了翻我的稿子,中年女编辑又说:“我的手里现在有好几个长篇,这样,你这么远跑来也不容易,我给你再介绍个编辑。”
我背着装有小说稿件的兜子站在安定门外一个路口旁的小食杂店里,在记事本中找出女编辑帮我介绍的一个出版社的电话号码,电话打通后与我对话的男人声音从未知的陌生的黑色世界里漂来,如同雨天的冰雹让人不寒而栗。
“如果能出版,三千稿费就行。”我说。
“你一个新人还想要稿费?”出版社的编辑这样回答我说。
我摔断了电话,郁闷之时四处寻找厕所:尿碱的白色污浊的墙角,潮湿的腥臊里寄生脑袋发亮的绿豆苍蝇,黑色的翅膀仿佛能看见透明的纹案,像个杂技演员飞来飞去。石板夹隔的蹲坑在童年时就给我留下掉落的恐惧,淹死在粪坑中那该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
回到大兴县的桑拿浴池,高峰正焦急地等待我。
“你走不走?今晚九点多的火车?”
我沉吟了片刻说:
“走吧,我和你一起回家。”
我和高峰离开浴池时在送行的按摩女郎中间没能看到土家族姑娘,据说那个丰胸硕臀的胖姑娘在我们离开这天故意回避了,并且还哭了。
从北京回来后,高峰便迫不及待同歌星的妹妹爱新觉罗举行了结婚典礼,并如愿以尝收到了一笔数目可观的随礼钱。
高峰结婚的这年我的儿子陆小伟报名上学了,开学的第一天,我站在操场上夹在众多的大人们之间,目睹每年新学期开学后隆重的升旗仪式,陆小伟乖顺地排在长队中,小小的身影异常庄重地凝视前方一杆飘扬的红旗。我在心里默默地祈祷,愿上苍保佑,让我的儿子做一个在普通原则下成长的孩子,最终顺利考入一所名牌大学,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千万别像他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