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收复台湾：你所不知道的台湾历史 第三章:血脉难断——台湾沦陷三十八年*4

    4，海上丝绸路——台湾与明末海外贸易的“黄金期”

    料罗湾之战，郑芝龙下了血本悬赏，但事后他会发现：他赚大了。

    单就战后台湾的赔偿来看，料罗湾海战后，台湾的荷兰殖民者惊慌失措，生怕郑芝龙会一鼓作气，直接端了台湾岛。连忙主动表态，表示愿意每年向郑芝龙提供12万法郎的“孝敬”。对此郑芝龙欣然笑纳：谁也不会和钱过不去。

    财运来了，官运也挡不住，十一月打完仗，十二月就提拔了：升任福建副总兵。相当于福建海军司令。说是名利双收，那是一点也不过分。

    但和另一个意义相比，上面的名利双收都算不得什么了：海上丝绸之路的东端，终于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里了。

    从中国经海路向西方输入商品的航线，素来被称作海上丝绸之路，从明朝中后期开始，这条道路就是一条财富之路。但是从十六世纪葡萄牙人造访开始，这条航线的控制权，其实却不在中国人手里。多少年来，倭寇，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砍瓜切菜似的一拨拨来，高兴了就做买卖，不高兴了就犯抢，就好比一个大户人家庄园，他通向外面世界的道路上，却三天两头的闹狼。别说对外开放，过安生日子都难。

    明朝中后期的*，极少有对于海权思想的认识。从朝廷到官员，大多在乎的只是陆地上的风景，海外贸易，很长时间都是不被重视的，后来因为倭寇闹的凶了，这才重视了起来，是禁是废的，先后摇摆了很多次，最后虽然海禁废了。但是海商的地位，却依然没有得到中国本国政府的认可和尊重。相当多的海商，基本还是被当做“贼”“匪”之类的。像英国的海商可以封爵位，西班牙的海商可以得到皇帝的授权，中国的海商们，长久以来都是在孤军作战。

    因为这样的孤军作战，所以即使在中国东南沿海外围，我们自己家门口的地盘上，多年以来也都是外国人闹的欢，从最早的倭寇，到后来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中国的海商虽然也混迹其中，但是唱主角的时候少，跑龙套的时候多。来来往往，却始终成不了气候。

    而在封建社会的晚期，对于一个走向近代化的国家来说，对待新兴海商势力的态度，和海商阶层的发展状况，其实就是这个国家文明演进程度的一个标尺。在晚明的世界上，欧洲国家在这方面走在了中国前头，但历史的演进，从来不是“先来后到”的，相反往往是“后发效应”。比如最早开辟新航路的西班牙，葡萄牙，纵然曾风光一时，但起的快衰的也快，过了十七世纪就基本没动静了，即便是在十七世纪一度啸傲全球海洋，号称“海上马车夫”的荷兰，折腾了一个多世纪后，不但没折腾成世界强国，反而把他们自己的“共和国”也折腾没了。最终将世界强国的地位保持到今天的，反而是如英国，法国等在航海时代起步最晚的一代国家。这就是“后发效应”，即在同一场角逐中，起步比较晚的国家，可以凭借其巨大的发展潜力和正确的发展思路，最终后来居上，赶超前人。

    而在那个时代，中国，确实有“后发效应”的机会的，这个机会的苗头，就是从郑芝龙开始。

    对于这场大航海时代来说，中国不缺少经济实力，也不缺少发展潜力，中国欠缺的，是对待航海时代的正确国家发展理念，和跟得上时代趋势的海权意识。多年以来，明朝政府最多只是面对世界打开半扇门，丝毫意识不到海外贸易对于整个国家的巨大意义，仅靠几个缺少政府支持的海商，同如狼似虎的欧洲殖民者周旋，就像断线了的风筝，纵然能扑腾两下，却多飞不了几天，不是被人家灭了，就是给人家当帮凶。

    然而郑芝龙的出现却改变了这一切，从闯荡日本开始，到蛰伏台湾，埋头发展，再到成功借壳上市，当上披着官皮的海盗。他其实做到了他无数前辈做梦都想做，却把命搭上都没做到的事情，让海商的身份，地位，得到了政府的承认，以国家的名义，去完成之前诸多海商们穷尽一生未完成的梦想：征服这一点八万公里的中国海岸线，成为这片海域真正的主人。

    所以外国殖民者的船只经过他的地盘，不听话的他说打就打，杀气腾腾的荷兰舰队，他说灭就灭。过往的商旅，他说收保护费就收保护费。这一切看似只是海盗抢地盘，意义却不一般：这一片连接东西方贸易的重要海域，从这时候起由中国人做主了，而且，它从此太平了。

    从料罗湾海战结束的公元1635年，到明朝灭亡的1644年，这九年的时间，在中国传统史家眼里，往往被看做明王朝日薄西山，黑暗腐败，在内忧外患中走向灭亡的九年，然而同样是这九年，在欧洲人的字典里，却还有另一个形容词：吸泵。在英语中，这是形容疯狂吸收东西的意思，而放在明末，它指的是中国市场疯狂吸收全世界的白银。葡萄牙学者马加良斯甚至认为，从明朝万历年间到崇祯末年，至少全世界有一半数量的白银流入中国，这个数字虽然还有待考，但中国是那时代全世界贸易的最重头地区，却是不争的事实。

    而料罗湾海战至明朝灭亡的这九年，却是中国“吸泵”的一个最黄金期。原因很简单——他安全了。这段时间中国海的贸易航路，完全由郑芝龙家族把持，把持的主要方式，就是收“保护费”，即沿海过往船只，必须要购买郑家的航海令旗，这才能保证你航海的安全，否则按照荷兰人在《热兰遮日志》里的说法，被拦截的几率将超过百分之五十，如果是出入福建沿海，被拦截的几率更超过百分之百。这时候的明王朝，和以前最大的区别，就是对“海禁”想禁也禁不住了。早在料罗湾海战结束后，年轻气盛的崇祯皇帝，还试图重拾“海禁”之法，但户部认为，一旦再行海禁，容易引起东南的民变，激化帝国矛盾，削减国家税收，最后只好作罢。而郑芝龙控制了中国海水域，让通行了近三百年的明朝海禁条令，更成了徒有其表，因为他本来就是福建总兵，福建地盘上的事他能做主，别的地方不能出海，来到福建就能，给钱就能放行，结果自然是有钱的全都来。郑芝龙“保护费”生意最好的这几年，计六奇的《明季北略》里说他仅“令旗”这一项收入，就高达上千万两白银。同时，中国东南沿海通向日本和东南亚的商业路线，在这时期也全打开了，尤其是日本，明朝“隆庆开关”的时候，日本被列为禁止贸易的国家，同时日本在十七世纪上半叶，经过“岛原起义”等事件后，出于对西方文明的恐惧，早中国一步走上了闭关锁国的道路。明朝崇祯五年年（公元1633年），日本连续五次发布锁国令，禁绝海外贸易，到了明朝崇祯十一年（1639年），日本再次颁布锁国令，把葡萄牙也列为禁止贸易的对象，仅允许中国与荷兰商人来长崎通商。但锁来锁去，日本却偏偏锁不住中国，一则因为日本本国华商众多，利益阶层庞大。二则，却也因为郑芝龙与日本德川幕府的特殊关系。在那个时期，中国商船在日本得到的优待，能把荷兰人气的跳脚，就以船只进日本港口这点小事来说，日本明确规定，如果中国商船和荷兰商船同时到达日本，按照规矩，中国商船要优先进港，荷兰商船只能在一旁干等。日本政府还多次警告荷兰人，如果开往日本的中国船只在沿途遭到荷兰人的攻击，那么荷兰商船在日本海域，也将遭到同样的攻击。最让荷兰人抓狂的是，打着对日贸易的旗号，郑芝龙大张旗鼓的收购葡萄牙，西班牙等被日本禁绝贸易国家的货物，在转手到日本卖高价，对这种明显“吃了原告吃被告”的行为，日本人也听之任之。在晚明的最后十年，中国商船每年输入日本的货物，郑芝龙要占百分之八十左右，而和荷兰人比，更是优势明显，仅以崇祯十二年（1640年）为例，是年来日本贸易的中国商船总数，为八十九艘，荷兰人只有区区九艘。在这条重要的贸易航线上，料罗湾海战之后的商业格局，确实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