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收复台湾：你所不知道的台湾历史 第三章:血脉难断——台湾沦陷三十八年*5

    5，“国姓爷”郑成功的青少年岁月

    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一部轻喜剧里，曾有一句这样的台词：名人的特点，就是加在他身上的“形容词”格外多。

    作为一个生前身后都绝对“高光”的历史名人，无论是在中国还是海外，郑成功从来都不缺“形容词”的，中国这边，他是公认的收复台湾的民族英雄，精忠报国的忠良，几百年来，能给的荣誉全给了。而在海外却更传奇，连他出生时候，他母亲倚住的那块大石头，后来都被叫做“诞儿石”，今天已是日本平户的重要旅游景点，同样位于平户的郑成功庙，至今香火旺盛，一代代日本人当神仙一般拼命的膜拜。至于各种极尽赞美的“形容词”，近四百年来更是一抓一大把。

    但如果要找一个形容词，去形容童年时候的郑成功的话，那恐怕只有一个词最合适——倒霉孩子。

    出生在日本平户的郑成功，生下来就很倒霉，虽说倚石降生的过程很传奇，但生下来的时候就差点没喘气，只要稍微熟悉点妇产知识就知道，这种生法实在是玩悬的，没弄出个胎死腹中，就已经算万幸了。

    但万幸之后，却是一连串的不幸。首先是他那位叫郑芝龙的爹，虽说也算当时平户的一号人物，但在当爹的问题上，却是非常不靠谱，天天跟着颜思齐，杨天生等一帮人在外面胡混，混还没混成老大，反而是一帮人里的老小，主要的工作，说好听了叫“图谋大事”，说不好听了，就是煽动叛乱，着实属于社会不安定因素。至于家里的事，自然也就能不管就不管了。老婆生孩子的时候，还在外面忙活，孩子生下来以后，照样在外面忙活。难得回几次家，拉扯孩子的事全扔给了老婆，忙到天启四年（1624年）中秋节的时候，家家户户都在吃团圆饭，他干脆彻底不回来了：他伙同颜思齐发动的那场叛乱彻底失败，一群人仓皇逃离日本。对于17世纪东亚海洋历史来说，这是一件影响深远的大事：台湾从此来了一批拓荒者，它在十七世纪后的历史正是从此奠基。而对于当时才满月的郑成功来说，这也是一件大事：他爹跑了。

    跑了爹的后果，对当时刚满月的郑成功，还有含辛茹苦拉扯他的娘，都是很严重的。平户叛乱事件之后，颜思齐，郑芝龙等二十八人，被日本政府列为了通缉犯，尽管追不到海上去，可大街小巷都贴满了通缉令。出门买菜都能瞧见。这娘俩也就成了“罪犯家属”，跟大多数罪犯家属一样，这样的日子自然不好过。流言蜚语和白眼歧视都是少不了的。郑成功小时候，经常被邻居家孩子骂做“野孩子”“海盗儿子”，娘俩走到哪里，都经常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原先跟他家来往比较密切的狐朋狗友，瞧见风声紧紧，好多都忙不迭的划清界限，躲瘟神似的躲着。偏偏祸不单行，郑芝龙走了没几年，郑成功母家的亲人就相继病故，生活陷入困境，吃了上顿儿没下顿儿的日子是少不了的。日本的有些资料说，童年时候的郑成功，经常跟着母亲，出入郑芝龙那些故旧家中，忍着人家的白眼讨点接济，可谓世态炎凉尽尝。郑芝龙“跑路”了以后，在台湾海峡日益混得风生水起，而远在日本相依为命的郑成功母子，却着实生活的水深火热。

    许多中国大陆的历史资料，在提到郑成功这段早年的经历时，大多都在说这段童年的艰辛，“磨练了郑成功的意志”“塑造了郑成功的品格”。话倒是没错，但哪有这么容易：爹跑了，家里穷，没人待见，这种家庭悲剧，虽然许多伟人都遭遇过，但破罐子破帅的恐怕更多。

    而郑成功之所以最终成了伟人，而没有破罐子破摔，首先还是拜他母亲所赐。

    郑成功的母亲，中国史料里称她“田川氏”，关于她的身世，常年以来有各种不同的说法，有说是日本华侨翁家之女，也有人说是养女，还有说法是日本大名松浦家族的家臣田川氏之女，不过公认的看法是，她是一个美丽而坚强的母亲。生郑成功的时候，就很坚强，没人在旁边照应着，倚着石头冒着生命危险还是生了下来，拉扯郑成功的日子里，不但同样坚强，也用自己的一言一行告诉儿子：你要坚强。

    郑成功幼年的名字，叫做“福松”，取这个名字，一是为了纪念郑成功特殊的出生经历（“诞儿石”旁边有两棵松树），二却也是母亲的希望，寄望儿子的性格像松树一样宁折不弯，不屈不挠。童年的郑成功，虽说生活艰辛，但在母亲的关爱呵护下，过的也很幸福，在“坚强”这条上，更没让母亲失望，反而“坚强”的让母亲头疼：他从小就是周遭有名的淘气包，喜欢和人好勇斗狠，尤其是别家孩子骂他的时候，他往往二话不说，不把人家打的头破血流不罢休，还是个武术爱好者，七岁之前就跟人练过日本剑道。至于皮孩子小时候都会干的各种恶作剧，小郑成功也没少干。

    但田川氏确实是个不一般的母亲，比起封建时代中国女子“无才便是德”，她是受过良好教育的，许多资料上都说她自幼受过良好的家教，文化水平也很高，不但知书达理，而且通晓中日两国语言，放在文化水平低的日本，已算得上是“才女”了。才女做母亲，教育孩子自然也有一套，比如很少打孩子，每次郑成功犯了错误，都是要被叫到身边，用儒家的教条来教育孩子，谆谆教诲半天，磨破嘴皮子，总能说得小郑成功幡然悔悟。对儿子的学龄前教育，田川氏更没有放下，虽说生活艰苦，可再苦也没苦了教育，学习环境再差，也要想尽办法教孩子读书识字，通过各种渠道找来各种儒家典籍，手把手一个字一个字教儿子念，念的最多的，就是儒家“仁义礼智信”方面的信条，十多年后，二十三岁的郑成功在南澳建军，誓师抗清，将其兵马分为“仁义礼智信”五部，可以说是对这段童年的一种特殊纪念。

    也同样是这段特殊的童年，让郑成功的眼界从小就不一样，平户这个地方，是当时日本的“国际化都市”，云集各国商旅，高鼻子矮鼻子的，穿洋装穿汉服的，鱼龙混杂到随处可见。见面打招呼，聊的也多是远洋航海的趣事。从小的耳濡目染，也让郑成功比国内同年龄的中国孩子，更早的看到了外面浩瀚的世界。

    这段早年生活，对郑成功一生都有重要影响，可以说有好有坏，好的方面说，见得多，看的多，眼光也就比别人远得多。家穷，生活艰难，但母亲教育的好，从小就懂仁义礼智信，亲眼见着母亲一个人苦苦支撑这个家，也自然比别家孩子懂事的早。他后来的精忠报国，不屈不挠，诚如后人对他的评价“果敢刚毅传之自母”。当然也有坏的，特殊的身世让他从小受歧视非议，也让他比别人多了一分敏感，可能是无意的话，善意的玩笑，微不足道的小错，到他眼里都成了深深的伤害。他性格里敏感偏狭，遇事容易冲动发怒，时常难容人的缺陷，也同样来自于此。

    不管是好的影响还是坏的影响，对于那时候的郑成功母子来说，艰辛的生活中，也只有唯一的希望牵挂——郑芝龙。

    严格的说，郑芝龙算不上一个好丈夫，对郑成功母子，可以说是很“薄情”，说扔就扔不说，在台湾混好了后，又娶了夫人颜氏（颜思齐的女儿）。对在台湾过“罪犯家属”日子的郑成功母子，据说期间郑芝龙也曾回日本看过他们，崇祯二年（1629年），田川氏还为他生下了郑成功的弟弟七左卫门。也时常接济他们母子，但从做父亲的责任说，他做的显然远远不够。

    而对郑芝龙，田川氏却着实是个好妻子，含辛茹苦拉扯大孩子不说，对丈夫的感情，也是思念多于埋怨，七岁之前的郑成功，经常被母亲带着，来他出生的平户千里滨海滩散步，每到那个时候，田川氏总会指着茫茫波涛，对满脸不解的小郑成功说一句话。

    孩子，海的那边就是你的故乡，你的爸爸就在那里。

    可对于这对相依为命的娘俩来说，海那边的故乡，也只能望望而已，当时的郑芝龙还忙着打天下，整天刀光里来血影里去，远在日本的老婆孩子算是顾不上了。就算顾上了也没用，此时的日本正是开始“闭关锁国”的时期，连续多次发出“锁国令”，逐步限制外国人进入日本，更严禁日本人出国。所以一年又一年，田川氏也只能带着儿子，数着冬去春来的日脚，痴痴的隔海相望。

    望到明朝崇祯三年（1630年），机会来了。

    这一年的郑芝龙，不管是身份还是实力，都早就鸟枪换炮了，他已经不再是占山为王的海盗，而是大明朝的“五省游击将军”，其麾下千艘大小船只，几万海盗，也摇身一变成了大明朝正规军。官位，钱财，地位，女人。想要的全有了，却还有一样没有：儿子。

    功成名就的郑芝龙，也就又挂念起了远在平户的郑成功母子，此时距离他在日本“叛乱”已经过去了六年，外加他现在强大的实力，和德川幕府的旧账也早购销了。于是他派同族兄弟郑芝燕赴日，试图接回他们母子。可郑芝燕去了就碰了壁：此时日本正开始“闭关锁国”，如上文所讲，日本法律严禁本国公民离开日本。饶是郑芝龙想尽办法，找他在日本的朋友打通关节，可对这事关“国策”的原则问题，却是谁也不肯松动。最后郑芝龙怒了，他派遣了一艘战舰，上面有六十多名全副武装的士兵，由其另一个同族兄弟郑芝鹗率领，杀气腾腾的造访平户。态度很明确：不交人我就打。这下日本人慌了，一艘战舰，六十多士兵不算啥，但以郑芝龙此时的实力，把日本沿海打个稀巴烂是很轻松的。结果，日本政府给了这支使团“高规格”接待，由彼时日本幕府实际统治者德川家光亲自接见郑芝鹗，据说郑芝鹗还特意带来了一张图画，上面绘有郑芝龙的巨型战舰，这基本算是武力恐吓了。对这样的恐吓，没实力的日本幕府也只好忍气吞声，集合重臣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郑家母子的处理问题，最后总算折中了一下：锁国令是日本国的基本国策，是不能动摇的，所以田川氏不能离开日本，但郑福松（郑成功）毕竟是中国人的儿子，所以可以离开。

    这场折中的结果，也就改变了郑成功的命运，他被叔父郑芝鹗接走，离开生活了六年的日本，和生养他长大的母亲，回到海那边的故乡，和朝思暮想的父亲身边。对于田川氏来讲，辛苦拉扯大的儿子，突然从身边带走，自然是残酷的，可窝在这日本岛上，自然也没什么出息，为了儿子的前程，也只有接受这样的残酷了。对只有七岁的郑成功来说，这样的选择自然也难以接受。史料上没有记载当时小郑成功是怎样与母亲依依难别，痛哭流涕，但是后来有关他一个生活细节的记录，却做了最好的注解：在回到父亲身边后，一直到他二十一岁那年母亲从日本归来，这期间的郑成功，总保持着一个习惯：经常在夜幕降临的时候独自一人站在海边，向海的那边痴痴的张望，就像他童年生活在日本时一样，不知当年与他一道望海的母亲，是否此时也正与他一样隔海相望。

    以一场别离，结束另一场别离，这是郑成功人生里的第一次，从此以后，一直到他的去世，他的生活总是在重复着这样的别离。

    在崇祯三年（1630年）五月这场别离之后，郑成功回到福建南安，跟随父亲郑芝龙开始了新生活。对这个亏欠了七年父爱的儿子，郑芝龙还是很疼爱的，此时的郑家也不是当年的海盗身份，而是富甲天下的一方官绅，身为郑家的大少爷，郑成功此后自然是锦衣玉食，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比如十五岁那年他去福州参加乡试，一路上都有郑家的仆人提前打前站，包租下最豪华的客房，所过之处，身边都有一大群佣人前呼后拥的伺候，考试的时候，他在考场里答题（当时考试全是单间），外面佣人排着队往里送山珍海味，着实是一派奢侈拉风的“官二代”做派。

    但这个官二代，有时候也并不顺心，思念母亲自不必说，而且毕竟是老爹在国外生的儿子，和父亲的关系，很长时间也不亲近，郑家的许多长辈也看他不太顺眼，比如他的叔叔郑芝豹就经常欺负她。他经常在海边思念母亲，就被一些郑家的叔叔辈嘲笑。但也有赏识他的人，比如他的四叔郑鸿逵，就曾断定这孩子将来必大有作为，曾赞他是郑家日后的“千里驹。”这个郑鸿逵不是一般人，在郑芝龙的同辈弟兄里，别人也就练个武打个仗，他不但能打更能学习，肚子里有墨水，崇祯十三年（1640年）的时候更高中了武进士，成为明王朝的锦衣卫指挥使。而对郑成功的判断，却也更证明了他的眼光。而在后来的那一次关键时刻，他帮助郑成功做出了人生里最重要的抉择。

    郑芝龙把儿子从日本接回来，自然不是为了让他做“官二代”的，相反正是要他做千里驹。这时候的郑成功，已不叫原先的名“福松”，而是改叫“郑森”，取这个名字，也足见父亲对他的希望。像那时代大多数官宦家族一样，做了官的郑芝龙，也希望儿子走正规的科举仕途，金榜题名光耀门庭，对儿子的教育，郑芝龙自然不敢马虎，为他请了南安当地最好的老师。这个老师的姓名，史料上一直有争议，但没争议的是，他被小郑成功搞的很头疼。

    读书了的郑成功，跟学龄前的郑成功一样，是个经常不听话的孩子，比如老师要求他读四书五经，别的他也就敷衍的看两眼，偏偏逮着《春秋》和《孙子兵法》读个没完，老师要求他读书要认真，做到精益求精，他偏偏“不治章句”，还不知天高地厚，喜欢边读边修改，觉得书上说的不对的，就在旁边空白处写意见。又比如老师要求他好好学习，一心只读圣贤书，他却还很热衷业余活动，比如习武练剑，练的上瘾了，功课就全扔一边去。这样“顶牛”的孩子，放在哪个老师身上自然都头疼。

    但郑成功的这位老师，却着实是个不怕头疼的好老师，对郑成功的“不听话”，不但不压制，反而常常因势利导。喜欢读《春秋》，就讲《春秋》里的名人趣事，喜欢看兵法，那就探讨兵法，顺便学习一下古代军事家的诗篇作品，至于习武练剑之类的“业余活动”，孩子喜欢当然也不拦着，但功课一定不能落下。一来二去，却也把小郑成功调教的像模像样。外加天资聪颖，郑成功八岁就能背四书五经，十岁就能写八股文，科举考试要考的功课，样样都进步很快，科举考试不考的功课，他也学得颇有心得，比如武功练得好，兵书也读的多，却并不纸上谈兵，反而活泼好动，闲着没事就去父亲军营里闲逛，逮着当兵的，就跟人家侃行军打仗的趣事。也还是一样边读书边爱写意见，在他那时候给《孙子兵法》的批注里，曾有“挥尘谈兵效古之英豪，究心天下封侯非所愿”之语，青葱少年的凌云壮志，已然勃勃吐芽。

    凌云壮志的少年郑成功，就这样按照父亲设计的人生路线走着——科场登地，光宗耀祖。他走的很不错，十五岁就中了秀才，还是福建南安二十名“廪膳生”之一。所谓“廪膳生”，就是明朝享受“国家财政津贴”的秀才，能得这种待遇的可不是一般人，其名额有限，摊在每个县也就二十个左右，必须得是当地学业成绩出色的优等生才行，十五岁郑成功，就是这些优等生中的一员。在这段时日里，他与父亲郑芝龙的感情，也渐渐的从疏离变得亲近起来，就学以后的郑成功，在父子交往中谨守孝道，礼敬有加。随着他渐渐懂事，父亲横扫海疆，力挫外敌，保卫一方平安的光荣事迹，也让他钦佩不已，他十六岁以前的诗文中，有许多关于这方面的咏叹。

    学业优等的同时，郑成功也迎来了人生里的又一件大事——结婚。十七岁那年，他娶了泉州董家的女儿董酉姑。这个董家不一般，新娘的父亲董飏先（有说叔父）做过明王朝的礼部侍郎，在当时以刚直不阿著称，但对郑成功来说，这位成为他妻子的董酉姑，对他一生的影响却更不一般，这是一个知书达理，且外柔内刚的女子，在日后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中，她以其沉稳精细，坚韧果敢，成为丈夫生活中沉默的支撑，一生事业里重要的助手。后来那一场场波澜壮阔的岁月，她与郑成功一起不离不弃，相携走过。

    按照封建迷信的说法，不一般的女子，一般都有旺夫相，娶了董酉姑的郑成功，家庭事业都是越发的旺，婚后第二年就有了儿子，即后来继承他的事业，扎根台湾的郑经。学业也蒸蒸日上，在当地名声鹊起。到了郑成功婚后第三年的时候，他以福建省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南京国子监，成为了一名监生。对于这个小吏出身，靠海盗发家，打打杀杀多年的家族来说，这更是旺到祖坟上都冒青烟了：国子监是当时中国的最高学府，读书人梦寐以求的文化圣殿，地位尊贵且前途远大，光宗耀祖的金光大道，俨然铺在了郑成功眼前。

    于是二十岁的郑成功收拾行李，告别了父亲与妻儿，还有他生活了十三年的福建南安，走入了南京国子监。

    跟南京比起来，无论郑成功的出生地日本平户，还是故乡福建南安，都显然不是一个档次：六朝古都，大明朝的陪都，南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又兼是国子监这样的高度学府，进出的都是大人物，出入的都是大场面，传说中的文化名流，位高权重的政治显贵，到了这里全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秦淮河畔绮丽的风光，熙熙攘攘的繁华，更是先前闻所未闻。来这样的花花世界，机会多，诱惑多，当然，也很难混。

    郑成功却混的很滋润，作为一个文化人，他读书时最有名的诗篇，几乎全写于此地，还多是风景田园诗，许多名作今天还被看做明朝诗词中的经典篇章，显然不但学业抓的紧，生活也过的丰富多彩。交的朋友也多，他本就是个生性活泼的人，喜好四处交游，身为官家子弟，出手也阔绰，出去聚会游玩，常常是他抢着买单。朋友自然交了不少，授课的老师，一道求学的同学，来来往往的名流人物，里里外外都至少混了个脸熟，其中不乏重量级人物，比如后来成为南明永历政权大学士的瞿式耜，当时就曾赞他“他日必为伟器”，另外一位当时的政治名流，江南“复社”创始人徐孚远，还曾做过他的诗文老师，他后来诗词中的苍劲豪拓之气，相当多的袭自徐孚远的风骨。而到他起兵抗清的艰苦岁月里，那些曾与他并肩战斗的同仁们，许多也是他在南京读书时的故友。

    然而如果和一个人对郑成功的影响比起来，这些都很微不足道了——钱谦益。他是郑成功读国子监时的老师，在南京这个纸醉金迷的世界里，唯独他，为尚是懵懂年少的郑成功，确立了他一生坚持的东西：信仰。

    钱谦益这个人，因他当时与江南柳如是的不伦之恋，以及最后卖身投靠清政府的“叛徒”结局，到今天已经是一个笑话，而在当时的明朝士林界，他却是一个神话：中过科举的探花，做过中央级的高官，斗过只手遮天的阉党权奸，政治上几起几落却誓不低头，是晚明著名的政治团体“东林党”的重量级人物。文化地位也同样高，诗词歌赋多才多艺，一生著述辉煌，当时就有称号叫“当代文章伯”，堪称政治界与文化界的“双料”泰斗。这样“神话”的人物，看人的标尺也是相当高的，但对尚名不见经传的郑成功，钱谦益却早早就下了定语：此人英雄，非他人能比。

    钱谦益赏识郑成功，有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与其父郑芝龙的关系，晚明的政治领袖，多喜好结交武将，以待关键时候为自己所用。在郑成功考取国子监的前一年，即明朝崇祯十六年（1643年），钱谦益还曾亲写贺诗，为郑芝龙贺寿。其中有“荷鼓光芒朝北斗，握奇壁垒镇南冥”之语，极力赞颂郑氏家族痛击荷兰，拱卫海疆的大功。所以自郑成功至南京求学后，就对他格外关照，而更重要的原因，却还在于郑成功自己。他跟随钱谦益系统学习的，基本是传统儒家的经典思想，因他天资聪颖，对各类学问的理解，总比别的学生快得多。而且他还很胆大，别人都死记硬背，他却喜欢勤于思考，经常举一反三不说，还和钱谦益发生过多次辩论。在重视师道尊严的晚明，这种行为犯到一般老师身上，当然是自找倒霉，但钱谦益不是一般老师，连*都敢娶回家当正房妇人的人，观念自然开放，对郑成功的“冒犯”不但不介意，反而经常奉陪，还经常“开小灶”，把郑成功带到家里单独辅导，郑成功自己的诗文里曾经记录过，他曾在钱谦益位于苏州常熟虞山的家中，与钱谦益就儒家思想中的某些教条，展开逐一的辩论，吵的激烈，却更对了脾气。

    而在越来越多“对脾气”之后，钱谦益终于确信：这个聪颖，刚毅，勇敢的青年，他日必为英杰人物。因此，他做主给郑成功取了字——大木。木者，国家栋梁之才也。

    而对郑成功来说，得到的就不仅仅是个字了。身为“东林党”的大佬，钱谦益本身就是很有政治热情的，晚明最后几年时局的艰危，国家的内忧外患，无不牵动他的忧心，郑氏家族扬威东南的武功，少年郑成功的勃勃英气，也同样成了他心中挽救朝局的希望。早在明王朝与李自成打的天昏地暗的时候，他就曾上书明朝政府，要求调郑芝龙的军队北上保卫南京，并大赞郑家强兵“如长鱼拥剑，跳跃于惊涛巨浪之中。”虽未被采纳，但这一切希望，也被他毫无保留的传递给弟子郑成功。他教郑成功最多的，除了儒家的学问典籍外，更多的，则是儒家传统的君臣之道，忠义思想，经常为他讲述当年东林党人不惧强权，勇斗阉党宦官，以身报国的事迹。也因钱谦益的缘故，郑成功在南京交往最多的，是当时明朝“东林”“复社”这些清流团体的人物，这些人多以气节自居，往来交谈，说的最多的也往往是忠孝节义，家国社稷。东林党人当年百折不挠的斗争，恩师的心怀天下，忠贞高洁，复社名流们的慷慨激昂，道德节义，无不让年轻的郑成功心向往之。二十岁，恰好是一个男人开始树立偶像的年龄，在此时的郑成功心中，应该有两个偶像，一位是他抵御外辱，佑护东南的父亲郑芝龙，一位是教他做人，受他尊敬的钱谦益。同样的，也是一个男人树立信仰的年龄，从童年母亲的教诲，十三年正规儒家思想的教育，到钱谦益的激励训导，年轻的郑成功，也终于确立了终生始终不渝的信仰：精忠报国，匡扶社稷。

    这时候的郑成功，按照史料上的说法，是“风仪秀整，倜傥有大志”，俨然一个英姿勃勃的热血知识青年。从一个平凡的富家子弟，到信仰坚定，万众敬仰的民族英雄，在他心灵的成长中，这是重要的一步。

    明朝天启二年（1624年），二十岁的郑芝龙还在忙着闯世界，那时候的他从小就出来跑船，家国观念基本没有，老婆孩子说扔就扔，唯一的念想就是拉队伍，赚钱，抢地盘，，管你是朝廷，海盗，荷兰人，谁给我好处，我就和谁合作，谁挡我的路，我就和谁玩命。

    明朝崇祯十七年（1644年），二十岁的郑成功正忙着读书受教育，读四书五经的典籍，听恩师钱谦益的教诲，经常为东林党人的无悔牺牲感动一把，也时常跟着复社清流的慷慨阔论激动一把，平日里满脑子的忠孝节义，天下为己任，心里头碎碎念一个愿望：有一天，我一定要像他们一样。

    这对父子的信仰不同，但就像一位欧洲哲学家说的，生存逼出来的信仰，是层次很低，却很牢固的。考验是最简单的。但生活造就的信仰，是层次很崇高，却是不牢固的，考验是最残酷的。郑芝龙的信仰，是生存逼出来的：生计无着的破落公子，无家可归的罪犯，避居台湾的拓荒者，闯荡海洋的枭雄，称霸东南的大明朝福建总兵，东亚海洋的保护人。一切都是为了生存的本能，层次很低很牢固，考验也貌似简单，却还是打了许多仗，耍了许多心眼，杀了许多人，逃了许多次命，一步一个脚印，终成大业。

    相比之下，二十岁的郑成功，还更像一朵温室里的花朵，没冒过险，没打过仗，没杀过人，没逃过命。无忧无虑的生活了几十年，他的所谓信仰，是母亲灌输过的，老师课上课下教过的，子曰诗云的书本里讲过的，同学朋友吃饱了没事探讨过的，探讨的激动了跟着喊过的。很崇高，却很不牢靠。它一步一个脚印的考验，也将注定更残酷。

    明朝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十九日深夜，郑成功还在南京国子监，千里之外的大明王朝国都北京，一场惊天动地大事的发生，拉开了这场残酷考验的序幕：李自成率领的大顺农民军攻入北京城，崇祯皇帝朱由检煤山上吊，统治中国二百七十六年的明朝中央政府，灭亡了。

    从一个一心苦读圣贤书的儒生，到以身许国的勇士，收复台湾的英雄，天崩地裂，孤军奋战，大浪淘沙，千锤百炼，百折不挠，艰苦卓绝，矢志不改。一切的光荣与残酷，希望与绝望，皆从此开始。